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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我们先来看一看当代草圣与古代草书的味道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3-04 19:21

一、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问:大家喜欢于右任的书法吗?为什么?

摘要:在草书史上,汉简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隶变的直接产物。汉简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后世的今草、狂草,同时也很难说它是典型的章草。因而它带有草书的应有特征,但又带有草书初始阶段的不确定性。这是隶变所赋予它的

民国三十八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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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书史上,汉简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隶变的直接产物。汉简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后世的今草、狂草,同时也很难说它是典型的章草。因而它带有草书的应有特征,但又带有草书初始阶段的不确定性。这是隶变所赋予它的独特审美特征。不过,相对而言,汉简较接近于章草的早期形态特征。就章草而言,它是伴随着隶变产生的书体之一。在隶变过程中,隶书、行书、楷书皆在直接酝酿之中。而章草则始终处于动态的嬗变过程之中。由章草直接孕育产生出今草。但是至今为止的书史研究,尚无法确定章草的经典化创制是在汉魏确切哪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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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的草书好不好,确实好,连我这个不懂草书的人,似乎也能看到他线条的张力。很多人说于右任是当代草圣,也有不少人说是林散之。个人觉得,于、林二人被冠之以“圣”,似乎有点太过于拔高了。我知道这样说,肯定会有不少“民国吹”会丢来臭鸡蛋的。

传史游、皇象《急就章》,究竟是出于后人伪托,还是章草典型?此外,如索靖《出师颂》也于上述史游、皇象《急就章》存在同一疑问,是伪托还是真迹?这些有关章草史实问题,由于长期难于厘清,所以章草的经典面目无法确定。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对史游、皇象《急就章》是存有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不是书史上章草的真实面目,但却又无法确定它究竟出于何代何人之手?除了章草书体书史真实性真伪莫辨之外,关于章草起源问题也是莫衷一是。按传统书史说法,一是章草产生于汉章帝时期。由于章帝喜好或用于奏章,故以之命名;再是元帝史游用之于书写《急就章》因称曰章草。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依现代书法史学立场来看,以上说法皆不确切,也于书史不符。因为,章草是直接产生于隶变,而隶变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隶变的突出特征是化觚为方,打破篆书的封闭结构,由空间到时间,使线条从结构的统辖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书写性。从笔法而论,捺势的出现是隶变的明确标志。在春秋晋《侯马盟书》及秦楚简中,捺势已开始酝酿产生,这构成后世章草、隶书的典型笔法特征。

(一)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

我们先来看一看当代草圣与古代草书的味道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

从书体变革而言,隶变标志着中国古今文字的分界。因此,隶变具有广义性,是指从笔法到书体的整体变革。而这个变革时限的上限,应在春秋战国。章草即应运而生,因而章草的产生决不会在西汉时期。

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于右任草书)

(张旭草书)

(林散之草书)

(怀素草书)

作为隶变产物,汉简上承春秋战国《侯马盟书》,秦、楚简牍,是章草书体发展的重要体现,标志着草书在西汉时期的深化发展。由于章草经典化形态的不确定,而史游、皇象、索靖《急就章》、《出师颂》虽典正规范,但又并不可信,因而,在现当代章草接受史上,汉简反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章草典范。不论《居延》、《武威》,还是敦煌《马圈湾》,《神乌传》,皆以朴拙率真、烂漫恣肆的夭矫草意摇人心魄。过去人们受古代书法出土资料限制,只能从汉碑认识取法汉碑,而碑刻并非墨迹,由此造成对汉隶笔法认识的局限。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不能只看线条,也要看结字。古今草圣最大的不同在于,张旭怀素的草书,结体的方圆、用笔的使转,让人觉得既饱满又坚利,极具张力而形态凝聚。而于、林的草书气场则逊色许多,不仅小气,而形意显散,高下立见。

近现代汉简的大批发现出土,则使人亲睹汉人墨迹,使书家真切地体察到汉人笔法墨迹,同时,由于魏晋二王笔法,与汉简笔法一脉相承,并相距年代不远,书家通过汉简可以窥测到二王帖学本源,并从更为广阔的书史背景上,对帖学笔法进行宏观认识、探寻,这也是当代帖学能够冲破元明以来、赵董帖学末流,超越清代碑学障碍,而复归到帖学正脉的书史原因。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陈阳静的草书创作,带有新一代草书家的主体特征。这表现在二个方面:一、他将自身创作与当代书法史学研究的推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将自身创作定位于汉简,即在于当代书法史学,对汉简作为章草标志的史学定位,从而使汉简章草成为继汉碑之后,汉代书法的重要取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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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当代草书大手沈鹏与刘洪彪的草书,是否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很大程度上,一种书体进入创作视野之前需要史学定位与廊清。如甲骨文,从近代考古出土发现,到引入书家创作视野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同样,汉简自近现代发现出土以来,首先在学术界得到研究反映,罗振玉、王国维编纂出版的《流沙坠简》,即是汉简的首次出版面世;在后来近现代书法史上,汉简虽为书家所取法,但成就并不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汉碑的强势观念影响,遮蔽了书家对汉简的认识的深入。

(二)章草的研究:

(沈鹏草书)

加之,对汉简笔法的认识把握需要一个较长技术准备酝酿过程,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汉简书法的创作高度。陈阳静作为新一代草书家,他在充分认识把握汉简既有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将长期以来,少有书家难以广泛深入 取法的敦煌木简、《居延》、《武威》汉简,作为创作取法目标,整合汉简草法,进行多字数汉简草书风格创作,使当代汉简创作臻于一个新的阶境。可以说这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价值体现。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刘洪彪草书)

同时,也显示出陈阳静作为新一代草书家的睿智与创造性;二、陈阳静选择汉简作为创作目标,避开当代中青年书家太多围绕魏晋二王帖学取法路径,这显示出他的创作胆识。因为相对于取法二王帖学的平实稳妥,取法汉简创作取得成就要困难的多。从当代汉简创作现实来看,一般名家写汉简,都是泛泛表面化的,而少有深入到汉简的内部精魄之中。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我觉得从草书线条结字形态上,沈鹏并不比于、林差多少,甚至,在通古意、见方圆上,沈鹏甚至还要更通融一些。刘洪彪的要次一些,尚不能同日而语。

像高二适、魏启后那样化裁拓创汉简的大匠已不复可见。陈阳静对汉简的取法首重形似,而将汉简烂漫恣肆,翰飞神超的草书之势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本身就是当代汉简创作的超越。相较于一般名家,只能拿汉简集字作联句的创作水平,陈阳静可以随手拈来以汉简创作长篇诗文。这表明在当代新一代草书家中,汉简创作已完成了一种价值转换并进入更高层次。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临居延汉简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今人学草,不少人师法于右任。至于为什么喜欢,首先,于右任的草书虽不能比诸张、怀,但草书功力在现代也属翘楚级别了,肯定有可学之处。其次,于右任名声在外,“民国吹”们把于老吹到了“草圣”的位置上,学书之人未必人人都清楚这其中的水分。

陈阳静的草书创作以汉简为主线,又兼采魏碑,篆隶以及颜真卿、杨凝式,八大、何绍基、追寻朴拙烂漫、宽博排奡风,从中表现出个性化的一已之思。他没有预流书法时风,以二王为惟一正宗,同时也没有表现出激进主义反传统立场,而是以开放的视野,理解、接受传统与经典,并将传统的现实审美实现与个性化风格塑造,视作传统的价值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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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庸乱谈,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苏东坡《喜雨亭记》

(三)帖学的濡染:

提起于右任,他作为书法家的名声,似乎远远超过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名声。

陈阳静正是以对汉简的独到理解,以笔法上追寻到篆隶古法,从而建立起个体化的草书审美语言。由此,古意与浪漫,落实到笔法与风格上,便显示出某种有价值的开拓与启示;当代草书创作除“二王”之外仍有多元化的路径可走;而以书史真实的眼光,辩证认识与看待经典与民间书法,会生发出新的创造力。

笔者曾于七十九年赴大陆访问南京书家胡公石、西安钟明善。钟氏面告说陕西老书家刘自读曾经亲见右任执笔作书,说是少年学书自赵孟俯入门,写得肥而熟。钟氏也认为赵书下笔神速如风雨,兼具「速、畅、秀、逸」的特色,对右任一生书风的影响是显见的。笔者以为右任曾领乡荐,为符合试卷要求,写过赵体字,应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陆的弟子胡公石则斩钉截铁说明于师一生不写「二王﹝王羲之、献之﹞字:「先生认为像赵孟俯,王铎等德操,气节有争议性的,字里行间难容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于氏自青年时代开始,民族大义便深植内心,或许是因此才不再临摹「二王」书。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创立“标准草书”

当然,作为初学草书者来说,可借此入门。他广泛搜集前人的优秀草书作品,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

此件作品为于右任晚年所书《标准草书千字文》的代表作,劲健多变、极富力感的线条。

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曾赞: “于先生通过他的笔墨,将自己的个性、气 质、才能及修养等在读者面前展现得淋漓尽 致。他的书法堪称名副其实的上乘之作。观赏于先生的书法作品,就彷彿超脱了尘世,在仙境翱翔。”

清代碑学之后,对帖学笔法的认识陷于混淆,并丧失了讨源的能力与方向,而近现代书法长期以来强调碑帖融合——事实上是以碑统帖——导致帖学失去独立性。因此帖学内部发展最高产物的草书如何寻求发展,便构成当代帖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当代书法立场而言,上溯回到汉简,从汉简所蕴含的篆隶书法中,汲取草书笔法的骨力之美与丰富性,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书家寇培深曾面告笔者,说是右任渡台后,才开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据笔者研究分析,对二王的孺慕,应该提早到标准草书社的第二个编辑阶段。前述的〈急就章〉订定工作放弃后,草书社即在右任的指导监督下,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把散见各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收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比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书参考资料,但很快的发现了后世书家,有更进步的草法结体,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实用而非美艺;因此,第二阶段的编辑成果也被迫放弃了。右任论书最主多读、多看,虽然一时没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临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学的钻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态、风神。右任也自述在历代的草圣中,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

他满带“碑味”的行草书,风格独具

于右任对魏碑下过很深的功夫,他第一个将魏碑和小草书打通成一片,为碑学开创出一个新境界,为后人开拓了一条新途径。

他的行书,中宫紧促,而结构多变。在看似不经意间,展现一种奇绝的、从容大气的效果。

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他的草书由章草入今草的,几乎笔笔中锋,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杨吉平说:“于右任草书是怀素小草的继承和强化,他解决了小草的碑化问题。”

林语堂评于右任:“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我深以为然!

我不是很喜欢于老书法,而是特别喜欢于老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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