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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中,其实蒋梦麟先生何尝不是北大的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6:35

蒋梦麟书法:承旧学不拒新潮作者 管继平 提起北大的名校长,毫无疑问,人们第一反应就是五四时期的蔡元培先生。因为,我们常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老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所倡导并确立的。不过很多人也许不知,其实蔡先生真正主持北大的时日很短,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上任至一九一九年五月正式提出辞呈,才三年零几个月而已。其后经挽留虽也挂着校长之衔,而实际代为处理校行政事务的则是他的学生、时任北大教授兼总务长的蒋梦麟先生。而就是这位蒋梦麟先生,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曾三度代行北大校长职权,后又于一九三O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至抗战胜利,先后主持校政十七年,是迄今为止白勺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蔡元培:亦旧亦新兼容并包作者 管继平 五四时期的那一辈文人中,平心而论,蔡元培先生的字是算不上最好的。据说钱玄同一次在北平(今北京)公味斋素菜馆吃饭时,还开过蔡元培的玩笑:“你写的字这样整脚,怎么让点了翰林的?”面对如此玩笑,蔡也不以为许,反笑着说:“因为当时的一位主考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 说来有趣,钱玄同居然有资格可“取笑”一下蔡先生,至少他自认为在书法上可能胜蔡一筹。而同样在书法上也毫不逊色的fI迅先生,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却可以毫不客气地批评钱玄同:“(此公)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人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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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陈平原

尽管在百多年的北大历史中,蒋梦麟校长的执政期最长,对北大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功不可没。但在影响上,他似乎难及前辈蔡元培以及后任的胡适。难怪著名史学家、也曾任过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后来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此说法,蒋梦麟也玩笑地附和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颇为出名的“功臣”与“功狗”之喻,传播甚广。众所周知,其实蒋梦麟先生何尝不是北大的“功臣”?之所以其以“功拘”自喻,当然与他素来的低调性格有关,就像刚开始代理蔡元培校长时,他在一次教职员会议上说“自己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的话,他推行的即是蔡先生的“教授治校”口号.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后等到他真正执掌北大时,他又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总是将风光的事留给别人,而自己则退于幕后。五四时期的北大,可是大师云集、名家荟萃的高峰学坛,要当好这样的“坛主”,倒也非要有一位冲和谦退、锋芒不露的人物不可。而这一点,蒋梦麟恰也如此。叶公超曾就说,朋友中从来不发脾气的,只有梦麟一个人,“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蒋梦麟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说起北大的一批风云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周氏兄弟等,则写道:“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衡,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在梁山的众多头领中,宋江武艺虽低,声望却高,他能将天下英雄尽致招罗门下,并将梁山发展到鼎盛之阶段,我想那就绝对不会是一个一无所用的人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蒋梦麟擅书,但书作大陆并不多见。这可能与他一生从事教育、为人低调不喜四处题字有关,加之他后来去了台湾,官至“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在我们这里的影响甚微。作为一名教育家,蒋梦麟其实有很高的地位。当年民国曾有文武两个“蒋校长”之说,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他七十寿辰时,台湾“教育部”还特颁予“当代儒宗”之匾,以嘉奖他于教育事业上所做的贡献。然而,大陆读者往往只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不知还有个“资产阶级教育家”蒋梦麟。其实两人可谓师出“同门”,当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时,“胡适、蒋梦麟、陶行知”有杜威在中国的“三大弟子”之誉。胡适是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陶行知由歌颂孙中山(诗作《锄头歌》)到歌颂马克思,并留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至理名言,蒋梦麟和他们相比,自然是声名不显了。 虽说蒋梦麟是留美学生.对西方的民主教育思想颇为认同。但他JL时所受的则是私塾教育,为了科举而求学,四书五经背得烂熟,课字习书自然也不会松懈。少年时父亲曾问他长大是“经商”还是“做官”?尽管童年的教育对蒋梦麟而言索然无味,但当时那种“学问重于一切”的风气还是影响了他,尤其他看到清朝官员皆从科举而出,而唯有饱学之士方可金榜题名,因此。他决定努力向学。一九O四年,十八岁的蒋梦麟终于在绍兴通过了郡试,也就是中了秀才。随后他又来到了上海,轻松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顺便说一句.上海南洋公学是所亦新亦旧的学堂,其课程也分为两类,一是中国旧学,一是西洋学科。蒋的中西两类学科都不错,有一次还同时获得两门考试的荣誉奖,幸蒙校长的召见呐。

蔡元培对联书法作品 其实,蔡元培先生的字,即使算不上最好,但也远非如钱玄同玩笑中所说的“蹩脚”。蔡先生深厚的旧学基础、渊博的学识修养,再加之其开阔的艺术思想,体现于他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一些行草书的诗词和尺犊手稿,就有一种自然挺秀、蕴藉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至少在笔者看来,是亦旧亦新、自有法度于其中的。 蔡元培先生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他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的。有人甚至说,在中国要讲最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是孔仲尼,近代就是蔡元培了。 虽然,蔡先生是一位从传统科举道路上走出来的学人,但他的思想在当时则完全属新新一族。蔡元培由秀才、举人、进士,直到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严格的科举训练应该说对他的文章和书法都有过极其规范的训练和约束,然而他的文章却以“怪八股”闻名,书法也极力挣脱当时翰苑所流行的“馆阁体”。所谓“怪八股”,就是指他作文不按八股成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新概念作文”获得老师的青眼,让时人耳目一新。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幼时他家里有一本蔡元培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文的规矩”。 他的书法,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而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来体现其作品的节奏感。在整体上,布局虚实结合、疏密得当,虽他的字结体有左低右高的略微斜势,但通篇则行气连贯,反而有顾盼生姿的动态。难怪近代学者、书法家马叙伦在《石屋续冲》中有《蔡元培逸事》记谓:“其人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其词乃一括蔡元培先生行草书法形质、气格、书风之大概。此所谓的“牛鬼蛇神”,意即“虚幻荒诞”也。与前所说的“怪八股”一样,也可以说都是“不守规矩”的意思。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作文或作书的“不守规矩”,正好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早年不满现状、变法图强的创新思想。其实他的“不规矩”,正是从极“规矩”中走出来的。这也如《书谱》中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道理相同。蔡元培青年时受聘于同乡徐树兰家校书,徐家藏书甚富,这给他提供了大好的读书机缘,得以“遍览徐家藏书,学业大进”。由于蔡自小熟读经史,深谙八股之法,于徐家不断开卷后,他似乎又豁然开朗,从此“不再以八股作文”。学书的经历也颇雷同,他在《自写年谱》中说:“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幕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他早年习书以楷书为主,诸如颜真卿《自书告身》、《多宝塔碑》以及虞世南、褚遂良等法帖均下了不小的工夫,同时对一些汉隶书法如《史晨碑》、《张迁碑》等也多有涉猎。今天我们看他的行草书似乎纵横随意、自由洒脱,然若仔细品读,还是不难看出其线条中圆融厚劲、亦篆亦隶的书味。

二十年前,在《“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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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统黎元洪签署任命状。

蒋梦麟的书法作品虽不多,但所见墨迹皆有相当的功力。他的行楷15蕴藉舒秀,绵里藏针,似有张黑女、褚遂良、赵松雪之风;其隶书则线条舒展,笔势飞动,一波三折,雅逸自然。我在一本由程道德先生主编、北京图ii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中,见到蒋梦麟先生写于一九四O年的一幅“临汉曹全碑”书作,以楷书的笔法作隶书,从中也颇可读出蒋梦麟不俗的汉隶之功夫。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蒋梦麟曾写信与胡适谈起,在自己的余生二十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后他利用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执教的余暇,果真用英文写就一本回忆录《东土西潮》在美国出版。十多年后,他在台湾又将此书译成中文,名为《西潮》,成了台湾青年人手一册的畅销书。至于他后来对书法是否作过专门研究,不得而知。但我从他人的文章中偶尔也读到他论书的片言只语,可知他于书学之道也非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创作阶段。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蒋梦麟的字与其儒雅内敛的性格也颇有类似之处。他在北大时就说自己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力、事。”前二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濡家哲学立身,以道家方式处世”也,而后者所谓“鬼f -”者,即洋鬼子也。意指以西方的科学精神办事。我想,民国时期之所以能涌现出大批学贯中西的名家学者,如蒋梦麟一般,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有新潮开明的思想理念,这与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当时所崇尚的人文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蒋梦麟先生虽学问严谨,性格温和,写字也中规,扫矩,但其人生却也偶有惊人的“神来之笔’。他将男女关系有“膏药”之妙喻:一曰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二曰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之所以产生如此感悟,盖因他也有过几次“膏药”的揭贴之痛。一九三六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由于北大挚友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所杀,蒋梦麟不顾非议,迎娶挚友的未亡人陶曾谷女士。此举在北平学界引起了震动。婚礼那天,蒋邀请胡适做证婚人,而胡太太则认为蒋梦麟为了陶而与原配离异,有亏于道德,故而紧锁大门不放胡适出去,但胡适也不是“p种”,置大学者的斯文体面而不顾,毅然从后窗爬出,按时赶赴了好友的婚宴。 这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故事了,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空气下,我发觉许多文人不但学问好,故事往往也演绎得很精彩。

蔡元培对联书法作品

不过,国人之谈论蔡元培,多强调其积极进取,而不太涉及其消极退避。其实,阴阳合一,进退有据,乃教育家蔡元培及其执掌下的北京大学在北洋政府时期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谈论这个话题,不妨从蔡元培的不断辞职说起。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温厚宽容的人。这从他质朴气清、疏朗宽薄的书风中似乎也可体现。他一生从事教育,并倡导美育,对有关涉及美育者,即文艺、诗歌、音乐,书画,建筑、雕刻等都有所爱好。虽然他自己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在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上,蔡先生却做了许多开风气的事。民国初期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将充满官僚旧习、尽是乌烟瘴气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而当他执掌北大时,又对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北大。在延请师资人才上,他不问党派、信仰,只问学问。于是各学派的大师名家相继来到北大,一时贤能云集,荟萃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教师阵容。如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兽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保守派和国粹派的有辜鸿铭以及刘师培、黄季刚等。这也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大学必须要集中一大批的大师,要有非常宽容的、学术自由的精神。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林语堂曾有一段对蔡元培的评语说:“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此论可谓精彩而概括。 蔡元培先生不囿古今、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不但受到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欢迎,即使是有顽固旧思想的人,他们对蔡校长也很佩服。就连有“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在接到北大聘书时也禁不住激动地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了,我一个,蔡元培一个。”

遥领北大

八次辞职与两次欧游

1917年7月1日,张勋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两天后,蔡元培发布辞职书。7月20日“得北京大学职教员公函,请回校”,三天后回校复职。

1918年5月21日,因学生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多所怀疑,发起抗争,蔡元培再三劝阻无效,向总统发送辞呈,各学长一同辞职。同月23日,因总统挽留及北大学生认错,蔡元培等复职。

1919年5月9日,救出被捕学生后,蔡元培当即离京,留下汉代《风俗通》“杀君马者道旁儿”等,让世人猜谜去。此后,学生抗议、教育总长同情、总统挽留,蔡元培则称病故乡,一直到9月20日方才回校复职。此次四个半月的出走,多方博弈,牵涉面甚广,最具代表性,也最有策略意义。

1919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要求以现金发薪罢课,蔡元培与各大专校长一起辞职。1920年1月8日,因抗议无效,蔡与各大专校长再次辞职。1月12日,政府答应所有要求,教职员联合会遂发表回复职务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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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夏,北京大学文科英文学门第一次毕业合影,前排中坐者为蔡元培。

1922年8月17日,因政府欠薪且侮辱校长,蔡元培领衔,与北京各国立学校校长一同发辞职通电。9月11日,教育经费依旧无着落,蔡刊发与北大脱离关系启事。9月21日,政府拨给两个月费用,答应月底前再给半个月,校长们于是复职。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肆意喧闹,蔡元培愤而辞职,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及众多教授也发表启事:“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学生们没想到蔡校长如此强硬,惊骇之余,赶紧认错。10月24日,蔡发致北大辞职教职员信,要求恢复原状。

1923年1月17日,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蔡元培向总统府提出辞职,且立即离京。北大及北京各校师生于是开展驱彭留蔡运动,一直坚持到9月4日彭去职,12月27日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此次动荡才告结束。可此前的7月20日,蔡元培已启程赴欧,且一去不再回北大。

1926年3月18日,蒋梦麟致电蔡元培,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彻底绝望,6月28日致电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北大同仁及学生一如既往,极力挽留,教育部也去电慰留。但这回蔡元培打定主意,不再回北大。校史上说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任期,一直到1927年7月,但那只是“遥领”,即密切关注,而非真正履职。

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此事还余波荡漾,1927年8月起,北大经历了两年反合并、抗改名的斗争。重获新生后,北大师生强烈要求蔡元培返校任校长。1929年9月初,蔡给北大师生复信,表示愿意重回北大,只是需9个月后才能到职。但随后因国民政府取消了校长遥领制度,蔡元培只好再次请辞。193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同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并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

这就说到蔡元培之于北大,其实长期处于遥领状态。1919年四个半月的出走,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多为学界关注。1920年11月24日至1921年9月14日的欧美考察,说出来的是调查欧美大学情况、访求教员、筹建扩充北大图书馆,但据蔡元培《自写年谱》,背后原因是张作霖、曹锟对蔡元培这北大校长很不满,“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情况”。至于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而辞职,1923年7月20日开始赴欧研究,1926年2月3日回到上海,但并没回北大,而是滞留东南一带,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这么算下来,蔡元培执掌北大这十年半,真正在校时间只有一半。

不断辞职

保持理想的特殊形式

作为长期执掌中国最高学府的蔡元培,其不断辞职,给北洋政府很大压力,让其内火中烧而又有苦难言,还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新派人士为此抗争叫好,旧派人物则不这么看。

林纾去世前一年编定《畏庐文钞》,除选自《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者外,便是此置于卷首的撰于1923年春的《续辨奸论》。此文没有直接点名,但仔细玩味,其针对的应该是北大校长蔡元培。“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这两个都不算僻典,林纾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概都能读懂。

1920年3月14日,蔡元培与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以判国子监来影射北京大学校长,这很容易理解;而更贴切的“今典”是1922年年底及1923年年初,蔡元培一直与北京政府抗争,1923年1月17日更是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愤而辞职,并立即离京。此事引起很大风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可谓路人皆知。林纾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政治立场,但嘲笑他没有学问,说其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这明显不入流。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及学术标准,这位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多年、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对于蔡校长的不断辞职,同属新文化人,北大教授胡适与陈独秀的态度有很大差异。1923年1月2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38期上发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称此举“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三天后,也就是1月24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7期上发表《评蔡校长宣言》,对其辞职表示不以为然,理由是:“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2月4日的《努力周报》第40期上,胡适刊发《蔡元培是消极吗》,针对陈独秀的批评,为蔡先生的以辞职为抗议辩护。胡、陈的分歧,在于辞职这种抗议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在蔡元培的动机。世人即便不认同蔡先生的政治立场,也很少像林纾那样,认为其不断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图为院长蔡元培与同仁合影。

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及个人趣味,在其辞职说明中,有很明确的表述。五四运动爆发,蔡校长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先生称:“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这篇激愤的宣言,因堂弟蔡元康的阻止,没有公开发表,但可见他对于官场的厌恶深入骨髓。这里既有政治立场,也含教育理念,还包括喜欢研究学问、讨厌繁文缛节的性格特征。类似的表述,在日后几次辞职书或演说中,都可以看到。除了政治污浊,经费短缺,蔡校长还再三提及个人趣味:“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这种书生本色,是其多次脱离政坛,赴欧留学或研究的内在动机。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与鲁迅、英国作家萧伯纳合影。

蔡元培的辞职,不全然是针对政府,也有关涉学校内部治理的。1922年学生因不愿交讲义费而聚众抗议,历来温文儒雅的蔡校长,居然在红楼门口挥舞拳头,怒目大声说“我跟你们决斗”,并随后带领全校重要教职员集体辞职。在同年10月25日北大全体师生会议上,蔡元培解释他这次为何要“小题大做”:“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这里的假设是大学生“知识比常人高,应该有自制的力量”,能独立判断,不受外界蛊惑。斥责“几个神经异常的人”,表面上是抱怨大学生缺乏自制力,其实是希望借此整顿“五四”后变得松垮的校园秩序。

蒋梦麟日后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中,谈及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既希望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十分担忧日后的校园秩序:“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以此担忧,反观1922年的“小题大做”,就是为了给北大学生敲警钟——不能滥用闹学潮的权利。

兼容并包

永远的北大校长

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谈论蔡元培的成功,其实,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便是时代的需求。蔡元培长校北大的十年,恰好是清廷已被推翻,民国根基尚未稳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无着,令大学校长极为头痛。但事情也有另一面,那便是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

晚年蔡元培

比如,1917年秋北大评议会的设立,便是蔡元培的一大创举。过去的北大,校长大权独揽,教授们只能被动服从;蔡元培立意改变这一现状,不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创设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的评议会,除校长与各科学长之外,各科教授自选各本、预科教授二人为评议员,一切重要校政及规章,须交评议会审议通过方能付诸实施。这一制度设计,最初是为了压缩校长权力,发挥教授治校的积极性;可到了危机时刻,另一个功能凸显,那就是即便校长不在,学校也能正常运转。

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决意辞职,为此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其中特别提及当初为防止校长个人去留而影响整个学校的命运,特意在校中设立评议会等各种机构,“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绝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前面提及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属于遥领状态,但学校仍能正常运转,与这一基于教授治校理念发展而成的制度设计有关。

蔡元培之所以能长期遥领北大校长,除了制度设计,还与蒋梦麟这一可靠且合适的代理人有关。1919年7月,五四运动及校长辞职风波尚未完全消歇,蔡元培决定暂不回北大,而是委派自己早年学生、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与教育学、1917年3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蒋梦麟作为私人代表,回北大主持校务。而且,蔡元培1920年出国考察,1923年赴欧研究,都是蒋代理北大校长。在主持北大校务期间,蒋梦麟发表众多演说及文章,大都强调北大须加强管理,不能滥用自由高调与罢课手段。

蔡元培与第二任妻子黄仲玉及子女

1923年12月,正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特为校庆撰写《北大之精神》,称北大特点有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两个明显的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有鉴于此,必须在“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整饬纪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学生们所不爱听的。可如果没有蒋梦麟的“黑脸”,单靠蔡元培校长的“红脸”,这大学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家蒋梦麟的“务实”,是蔡校长得以“高蹈”的前提。

大学最终如何发展,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并不完全体现校长的意志。基于此判断,我认可蒋梦麟的工作,二十年前的断言,今天看来依旧有效:“历任北大校长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对于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确实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历史学家笔下,蔡氏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它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氏的早年学生蒋梦麟。”这段话,被日后很多谈论蒋梦麟的文章所引用。

但阅读这段话,最好与我对蔡元培的一再表彰相对照,方不致出现大的误差。蒋梦麟并不具备蔡先生那样的崇高威望,也没有“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只能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而不可能像蔡先生那样成为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这就说到了带自嘲性质的蔡元培是北大的“功臣”、而自己只能是北大的“功狗”的论述。既然那么能干,为何世人普遍认定,兢兢业业的蒋梦麟,其历史地位不及蔡元培?关键是对大学精神的理解、阐扬与坚守。蔡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乃大政方针,影响极为深远。至于蒋梦麟,办事能力极强,人格操守也没有问题,不愧是教育名家。但若站得更高点,则会发现他太守规矩,缺乏那种开天辟地的气魄——当然,也没有那种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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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每回针对现实政治的辞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件,北大师生马上发通告挽留,全国学界随即多有呼应,很快酿成了大大小小的风潮,政府即便很不情愿,也必须出面表示慰留。也有不懂其中奥妙的,如1920年1月18日,风潮已经过去了,代理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竟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应接受蔡元培辞职。那本是各大专校长的统一行动,如今枪打出头鸟,专门针对北大校长蔡元培。闻悉此讯,北大学生强烈抗议,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展开质询。1月23日,国务总理只好出面解释,称当时虽有此议题,但“兹事关系颇大,故已搁起”。在政局动荡、学潮频繁、大众传媒十分活跃的年代,守土有责的官员们都懂得,接受蔡元培作为一种政治抗议姿态的辞职,那是很危险的。

某种意义上,蔡元培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理想性,蒋梦麟则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现实性,二者须互相参照,方能准确阅读与阐释。北洋军阀时期,蔡元培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望、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牵制,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北大的独立。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推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审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

可以想象,1930年起正式出长北大十五年的蒋梦麟,不可能像蔡元培那样为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动辄挂冠而去。将不断辞职作为一种政治抗争手段,那只能属于蔡元培,蒋梦麟及其他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都没有这个本钱。

撰文 | 陈平原

编辑 | 徐学勤 宫照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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