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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法理念,隋、唐八百年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6:35

崇王尚法的大时代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隋归人六朝,即晋、宋、齐、梁、陈、隋;马宗霍《书林藻鉴》则将隋附于南北朝。 隋虽统一南北,但国柞短暂,三十七年(581年一618年)而终。因此,隋代书家,尽是前朝人,或官于隋、或卒于隋,所以,附于前朝,亦为不谬。但是,唐初大家,都曾仕于隋,且师承前代。如褚遂良受法于史陵,得力于隋《龙藏寺碑》;虞世南师法智永。欧阳修《集古录》:“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即指欧阳率更,修与率更同姓,故称吾家。)与虞世南皆当时人,后显于唐,遂为绝笔。”因此,将隋唐并为一章,不为无据。 对隋代书法,抑扬皆有。叶昌炽《语石》:“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诚古今书学大关键也。”祝嘉则谓隋为“书学之末运,气韵渐弱,章法渐整齐,不复有飞逸雄强之美矣。” 隋三十六年而亡,所以难成自家面目。但处于南北朝与李唐之间,前一时代书学的优短都经隋而消融,后一时代书学的优短也酝酿于隋,谓其为关键,并不过。 唐继隋后,历二百八十九年乃亡,国势强盛,太平日久,于是,各种制度得以建立,玩好之风亦起。开国之初,即有酷好书法的太宗,帝王染指,一方面足以推助风气,使李唐近三百年间,几至独尊书学。柳治徽《中国文化史》称:“唐人之工书,不第由学校教授,且经贞观、开元之提倡,视其他艺术为独尊也。”另一方面,国势久盛,帝权无边,因太宗偏嗜,天下人尽仰一人的好尚。于是,有唐一代,遂乏南北朝时期纷纭多彩的盛况。故祝嘉有言“书至于唐,雄厚之气已失,江河日下,非天才学力之所能挽回。太宗虽笃好书法,天下靡然从风,士大夫讲之尤力,书家虽盛,已无六朝楷模,盛极而衰,大势已去,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前此,康有为即讥贬唐人书“钻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一二,不复能变,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今所谓晋唐风格,实则唐人不过附影舞动、随声唱和而已,即祝嘉先生所谓“不能推陈出新”也。 唐代论书之作,虽谓之汗牛充栋亦不为过。唐前论书,多为片语只言,短札促简,虽不乏真知灼见.却如星光一闪,未能演为洋洋大观的宏论。至唐,鸿篇巨制乃出,理论规模,至此构成。 隋、唐三百余年,是中国书法古今的分界。康有为称:“唐以前之书密,唐以后之书疏;唐以前之书茂,唐以后之书凋;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曲,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康氏提倡碑学,故尽力贬抑唐人书,而发卑唐之论。不论如何,有唐一代,实为古今书法变易的分界。这种演变,实在是由思想、观念的不同所造成。比如,唐以楷法取士,古代民间纯朴的书法思想便为功利思想所取代。再者,唐代书家,主要由文人构成,他们的情趣,自然区别于前人。何况,文房工具,尤其是纸的制作,在唐代已极精良,这更有助于流美,使古人书的厚、涩之势减弱,而演为滑、纵。 唐人书法影响宋、明极深。宋因为外扰所困,义士仁人痛感国破之恨,于是极力推崇鲁公,这也是书外思想之介人书艺。故唐以后,伦理思想与艺术观念,几至合而为一。凡所推崇的,非忠节义士,即中兴功臣,思想观念如此,对南北朝的民间刻石,自然不以为意。 自唐后,极力强调字外功,不博通群典、兼搜诗画者,几乎不配尊为书家。这个思想笼罩至今,于是,便不能不将一般民间书家排斥在书苑之外,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时代,终于一去不返。 大体而言,唐后士大夫书法思想居于垄断地位,至宋、明而极盛,直到清代,才有所变更。

转变期中的隋代书法思想 隋因国柞短暂,故其书家或归人前朝,或纳人后代。如马宗霍《书林藻鉴》将释智永、释智果列为梁时人,祝嘉则纳人隋,兹从后说。 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对唐初书法有很大的影响。冯武《书法正传》谓智永“妙传家法,为隋、唐学书者宗匠”。相传他住吴兴永欣寺,登楼不下四十余年,积年临书《千字文》。这种静虑澄心的程度,实无异达摩面壁了。 自南北朝后期至隋,书史上的释徒日益增多。隋之书家,祝嘉《书学史》辑十九人,而释徒居四,民间书家则仍不减于前朝。《广艺舟双楫》举其重要者,有四十余种,多为造像,且在北方。这足见,隋虽统一天下,而南北朝积俗仍沿传至当代。 智永、智果都是会稽人,向有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之誉。因此,“北碑南帖”的遗风,仍依稀存在。苏轼谓智永书“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墨池琐谈》称智果书“时有僧气”。 儒家习字,本为修身,为养性的一种手段。释徒作书,意在修习。智永临《千字文》八百本,遍施江东诸寺,其书法思想已为之一变,早不是其远祖的观念了。隋以后,历代书家,释徒越来越多,而智永可谓书僧之祖。疏淡超尘的“僧气”,即近乎诗之禅趣。北朝书家,即使书刻经文,其作者未必即是佛门中人,故书法显现“僧气”,实应自隋始。至唐,辑人《书史会要》的书僧,即骤增至二十八人。佛教传人,虽在东汉,而佛学思想渗人书学,却经过了四五百年的时间。潘天寿先生说,自东汉至六朝,“佛教的寺院,因宗教思想的灵化,差不多成为美术的大研究所”。这虽是谈的美术,对于书法也适用。佛教本为治心之学,以书法、绘画为治心手段,正是中国佛门高僧的独创。隋朝书僧不少,断非偶然,中国佛学体系的确立,恰是在隋至唐天宝年间。智果论书之作,题为《心成颂》。这篇短文,本是分析字的结构,却谓为“心成”,已具佛门气味了。 六朝文风浮靡,独书法雄厚,至隋,则渐呈弱势,已开唐人风气。此或因上层文士逐渐热衷书法,故民间稚朴的风韵遂为取代。文帝于洛阳文观殿后建二台,东名“妙楷”,西名“宝迹”,分别藏古名书、名画。皇室及文人的热衷,自然将民间书法的朴野风貌渐渐销蚀。祝嘉先生谓,楷书在六朝是雄厚、古拙、善变化的,“到了隋朝,渐匀整,少变化,到了唐代简直是排算子了”。 这种转变,也有方法上的问题,钟元常时代,是以隶法作楷,二王后,逐渐抛弃隶法。张绅《法书通释》对此阐述最明白:“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但自钟瑟之后,二王变体,世人谓之真书,执笔之际,不知即是隶法,别为构体,流传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趋妩媚。” 自魏晋至南北朝,三百余年,割土争雄、分疆自立。这种政治的纷乱,反造成自由思想的发达,书法即赖这种自由的思想得以繁荣。隋统一南北,政治上的混乱虽至此结束,而书法思想,也于无声中稍受“统一”思想的束缚。但凡一种书体,在产生之初,本无规矩约束,书写时,顾忌自然很少。行之既久,日趋规范,一旦成为正式书体,在种种官方文书中应用,于是,它最初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也便为“笔笔应当如此”的律条所限。故六朝楷书,雄厚善变,到了隋,则渐呈弱势,匀整也便取代了自由。在佛教影响下勃兴的北魏书法,奇拙雄稚。而至隋,虽然出现了知名的释书家,而其风范,却似右军。风格多样的北魏书法,至隋而趋于单一,因智永对右军书的用力,又开启了有唐一代的风气。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士大夫的艺术趣味逐渐取代民间书法的转变。隋代碑版很多,但除少数外,都是一个面目。“几若算子”之讥,尤宜形容隋代碑版。智永是书史上第一个全身心地尊王学王的人。到了唐代,李世民承风继踵,于是风气大开。一个空门中人、一个帝王,终于使书坛定尊于王。所以,从书法实际成绩看,隋代虽平平无奇,而在书法思想史上,这个时代却是从汉魏精神转向李唐风气的关键。

从尚法到重情—唐代初、中期的书法思想 李渊灭隋,定国号为唐,享柞二百八十余年,文教武功,皆称极盛。 唐代书学,褒之者以为不减于晋,贬之者以为古意已漓,不复能出新。这两种观点的代表者,可推马宗霍与康有为。 马宗霍称:“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固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而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唐;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 康有为则谓唐人“钻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选奏,渐灭尽矣”。祝嘉响应,谓书至唐,“江河日下”,“大势已去”。 卑唐之论,宋人已唱。姜夔《续书谱》云:“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有魏晋飘逸之气。” 以上诸家,虽褒贬不一,实皆言楷法。楷法至唐而拘媚,乃制度造成,以楷法遒美取士,则天下学子,尽就范于程式,自由思想几近于无。以书取士,虽始于汉,但汉时律令不严。至唐,唯以楷法为择人条件,尽力推行,天下从风。然楷书以外,唐人尤以草书为盛。《唐书·张旭传》:“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草书之盛,在于不受科场的约束,可以自由地抒写胸臆。中唐草书、行书实在是对初唐楷法的一个反动。故祝嘉谓“唐代楷书,诚不足道,行草尚有可观”。 唐初书学思想,尽笼罩在王学之下,其原因之一是太宗的偏好。《法书要录》:“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高宗流涕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人玄宫矣。”偏爱之甚,即此可见。且唐初大师,无不师范右军。《后唐书·虞世南传》 :“世南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唐书·欧阳询传》:“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书后品》谓褚遂良“临写右军,亦为高足”。所以,马宗霍虽盛誉唐人书,亦以为“唐初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马氏以为,至颜鲁公出,乃“起八代之衰,”才“卓然成为唐代之书”。从此可见,唐人书,至鲁公才卓尔独立,非复晋人面目。这种复古的思想,在唐初极盛。太宗推崇右军,无疑是钦定的审美价值尺度,在封建时代,这种影响力不言可知。应规人矩的唐初书法,不妨称之为古典主义。 这种倾向,是以尊崇晋人法度,用理性抑制情感溢放为其特征的。所谓“唐人尚法”,即不能逾越既定的法度,“法”是最高的原则。而“法”是客观的,作书遵从客观的法则,而抑制主观情感的发挥。传为欧阳询撰《付善奴诀》说:“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敬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这与传为欧阳询撰的《八决》大意相同。《八决》说书写时,应“澄神静虑,端己正容”,字要写得“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至李世民撰《笔法诀》,这样的准则便几乎被奉为法典。《笔法诀》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敬斜;志气不和,书必颠倒。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献,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李世民虽并无创见,但以帝王之尊而倡此论,其影响力便不可等闲视之了。字正是心正的表现,字敬斜,是心不正的表现。而心态既不能“虚”,也不能“满”,只能“中”—即“心正气和”。这样的理论,开了宋人以理学言书的风气。这样的体系,自然就将王羲之奉为楷模了。所以,李世民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辞,历数历代各家书法之短而独尊右军,竟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论,何足论哉!”历代帝王对于书学的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与李世民相比。宋的赵估,虽也善书好书,但他并未独尊一人而小视诸家,且赵估处于北宋将亡之世,自己也并不真是“英主”,故不能与赫赫的明君英主李世民相比。 所以,唐初的书法思想,是王学的最终构成。这种思想,强调心理的平衡,而抑制情感的宣泄;强调客观规律,而抑制主观精神的发挥;强调秩序,而反对“放诞”。 如果要说书学思想学派的确立,唐初的几位大师,包括李世民在内,正是学派的创立者。在唐人以前,尊钟尊韦,权威并非一人。何况从汉末至隋,战乱不绝、割土为据,虽则书法备呈丰采,却无一人有“一言而为天下法”之重。到了唐代,不仅天下统一,国力空前,且有“贞观盛世”的英主太宗李世民,于是,斩乱披纷,独尊右军,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书学思想学派的确立,有巨大的意义。比如,宋人之“尚意”,显然是对“尚法”的唐人的反动,即使在唐代,到颜真卿的时代,唐初的思想体系也就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正是新体系确立的先声。但凡一种学派思想的创立,无不是从批判开端的。批判思想正是新学派的精神所在。 从尚法到重情—唐代初、中期的书法思想(2) 唐初书学思想是在尊王风气下的“尚法”,这种体系的创立,自然并非仅因太宗的偏好。唐初升平的社会.上层士大夫沐于“皇恩”之中,精神生活是雍容儒雅的,虞、褚、欧等,都是重臣。右军书所呈现的风范,实在就是上层士大夫的精神理想。与此同时,绘画的思想规模,也同样囿于前代。潘天寿先生说唐初绘画“不能转移六朝传统之风格,几全承其余绪”。又说:“贞观之世,文学绘画各面,均渐见涵蕴盛隆之迹象”。所以,不独书法,即文学、绘画也同样笼罩在前代的思想中,所不同的是,前代思想至唐初而趋于明晰,并终于构成体系。实在说,唐初百年,既是前朝艺术思想的归宿,又同时是一个大转变的准 备期。大凡艺术思想,一经确立体系,奉为圭桌,便难免极盛而变,走到了极处,新的思想自然便异军突起,由是,新的思想与既往的思想也便争雄并存。 玄宗即位后的五十年,史称中唐。在此期间,绘画有吴道子、李思训、王维并起。佛教的禅宗亦独盛于时,中国文人画正权舆于当代。这是一个画学新思想勃起的大时代。中国书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颜真卿正崛起于此时。 颜真卿是开元进士,中国书法在大王之后开创新风格的,他是第一人。汉、魏古法,至颜一变。马宗霍评价最高,他说:颜鲁公“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 就实际说,鲁公书,以行草为佳。其原因是行草书与科场定法相去甚远,取士以楷,则尽泯个性,千字一貌是谈不上什么艺术趣味的,故鲁公书,堪称为绝世精品的,首推《祭侄文稿》。米带讥颜真卿楷书为“丑怪恶札”,不能不说是很有眼力的。米列颜之真书为“俗品”,足见实用观念影响书法品格之甚了。同一位大师,所作干禄之书,被人讥为“俗品”,而《祭侄文稿》,又情激神扬,创为上乘。从此可以说,颜真卿即是一部唐代书史,他在每个层面上都堪为这个大时代的代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斥,又因与其兄起兵抗御安禄山,被推为盟主。至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奉旨往叛军劝谕,未果被缢.颜真卿位高德隆,他的一生可谓为忠烈。唐后,鲁公被推崇至极,实在因为他就是一个理想的书家楷范。宋因内外之扰,对颜真卿极为推祟,陆放翁说“学书当学颜”,也就包含了许多艺术外的意义。 中国艺术的批评思想,素以人品为第一早在汉代.扬雄就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宋、明以来,这种观念极盛行,无论书法、绘画,都不能舍人品以论优劣。乃至明末的项穆说:“柳公权日:‘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又说:“欲正其书,先正其笔,欲正其笔,先正其心……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At宋郭若虚在谈到绘画时,早于项氏就说过这类话,他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 从创作论而言,强调人格修养是有道理的,艺术毕竟是心态的外达形式,内在精神境界的高低,于创作是大有关系的。但从批评论而言,视二者为一事,未必尽合于历史,艺术还有其独立的标准,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人格卑劣而作品美妙的现象,如宋朝的秦桧、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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