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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经生所抄佛经字,它产生于前凉时代.这个年代也是王羲之书法实践年代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7:07

魏晋时代的经籍抄本与其他遗存墨迹

异彩纷呈般若经 晋代及南北朝,我国造纸业得到快速发展。造纸原料除麻之外,还采川了稻草、麦秆、树皮等原料,纸质更好,且数星大增。纸张得到普遍使用,成为社会主要的书写载体。从近年出土的情况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新张罗布泊占楼兰遗址除发现木简以外,斯坦因等还先后发现了一批墨书残纸,其中有西晋水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及六年的年号。残纸书体或为隶楷,或为行草。草书己明显脱离章草,开始向今草转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在新疆出土的《李柏文书》尺牍,它产生于前凉时代.这个年代也是王羲之书法实践年代。因此,它为研究王羲之等晋代一朽法家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书法字体歌斜,笔势连贯,用笔简远高占,笔画的简省和连缀都较成熟。有些字如“顿、首、奉、使、与、今”等与王羲之行书极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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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经籍抄本见于吐兽番遗书与敦煌遗书,以及同时代遗存墨迹。吐鲁番遗书中大多为十六国时期作品。属西晋时的作品,有纪年者仅存两件:一是西晋泰始九年(273)的《翟姜女买棺契》简,行楷之间,用笔仍拙滞。二是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残卷。敦煌遗书也多为后世作品,而属于魏晋时代的作品多无纪年。因此《诸佛要集经》成为这一时期经籍抄本断代的标尺。 《诸佛要集经》写本佛经,为抄经体。1912年在新菠吐鲁番吐峪沟发现。抄经起于何时,尚待细考,但它是汉末佛教传人我国之后才逐渐风行于佛教徒之间的一种佛事,则是可以肯定的。确切地说,魏晋时代已开始大量出现写本佛经,今已为出土资料所证明。《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 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既然写经、抄经是功德无最之事,因而抄经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十分风靡,而且出于宗教虔诚,抄经书法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审美定式和规范,也就是说在抄写中,不以这种规范抄写便显得不恭了。所以尽管同期出土的书体十分丰富、多变,在经本上我们见到的却大体上只有一种体态,后世称其为“抄经体”。并且大约在此时,原本佛教徒均可自己抄写的佛经,出于佛事兴旺的需要,转而委托寺庙的僧侣来抄写,于是抄写佛经的“经生”在佛门形成了专门的行业。这是抄经体形成固定模式的重要原因。佛门经生所抄佛经字,又称“经生体”,与“抄经体”同义。 从《诸佛要集经》分析,已是脱离了隶书审美趣味的楷书作品,仅在横、捺的用笔中可看到汉代隶书波碟的遗留痕迹。这种轻落而重收的用笔方法,使得抄经体产生出明显的节律,并不论字长字扁,均有横向展开的势态。 其他同时代的经籍抄本,还有以下数种: 《放光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由大小残佛经八段装成一卷的《晋人写经卷》,出土于吐鲁番,陈秋白得于新疆,196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购于庆云堂。诸经非一人所书,大多用笔类似《诸佛要集经》,为典型的经生体,但也有如第三段(经名已失)较为强烈地表现波挑,用笔滞重,有复古倾向。 《太上玄元道德经卷》,卷末二行署“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索枕写已”。建衡为三国东吴年号,相当于西晋泰始六年(270),现为香港藏家所藏。波碟重按,强于《诸佛要集经》,亦为典型的经生体。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为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用笔方法同前,有桃哒之姿。 《三国志写本残卷两种})。第一种于1924年在新疆都善县出土,写有《三国志·吴志》,内容为《吴书·虞翻传》和《吴书·张桓传》部分。字距较为疏朗。现藏于日本。第二种于1965年在新疆吐兽番英沙古城古代佛塔遗址中发现。内容为《吴书·吴主传》部分。用笔丰腆,字距紧密,使转灵活,富有动态,可见其书写速度较快。现藏新疆博物馆。《三国志》为西晋初年陈寿所著,此二残卷为抄本,成书时间当去陈寿时代不远。从用笔特征看与经生体风格相同,这说明《三国志》抄本可能出于当时佛门的经生之手,抑或说明当时的抄书匠也同样具有类似的专门行业和书写方法。 起于佛门经生的这种抄经体对于后世的书法有着一定的影响。一是从十六国时期到隋代的经卷观察,尽管东晋时楷书已经走向成熟,在书法家笔下(如王献之的《洛神赋}))已经完全脱去隶书时代的痕迹,但抄经体依旧袭用着《诸佛要集经》的模式,表现为保守而格守陈式。二是北朝时代的佛完造像刻石与摩崖石经,无论字的大小,在用笔和结字上都与这样的经生体颇为相似。因此,佛门色彩的书法遗迹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模式,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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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书法

书法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盛行,魏晋时代出现了一批专门以抄写经籍为生的“经生”,且形成了一种“写经体”书法。如1924年在新疆部善县出土的西晋写本《三国志·吴志·虞翻传》,1965年在新棍吐鲁侨英沙古城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以及在敦煌发现的大批写经如《摩河般若波罗密经》(图4一7)、《道德经》、《法华经》、《优婆塞戒经》等。它们打破了隶书的结体,以小楷书体为丛础,保留着部分隶书体势,将隶书、章草和楷书融为一体,用笔左轻右重,带有一种特定的力的倾向,在横、捺、钩等笔画的收笔处着意夸张,轻松自然,空灵旷达,别具一格。

最值得一提的是敦煌藏经洞

它是一座庞大的中国书法基因库

对研究中国书法史

特别是书体演变

和最终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敦煌石室临本

|千年书法重见天日|

1900年6月21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禄无意中发现了后来被称为“藏经洞”的莫高窟第17窟,千年墨迹重见天日,一下子震惊了全世界。敦煌遗书打破了纸寿千年的宿命,奇迹般地保存了1600多年的古代墨书真迹。

《大般涅槃经》

最早有题记的敦煌写卷为《大般涅槃经》,为西晋时代所书。敦煌遗书前后跨越了700年左右,历经十多个朝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书法等领域,是年代最久远、延续最完整、数量最庞大的中国书法宝库。

在中古漫长的历史时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僧俗百姓,都以最大的虔诚抄写、捐献佛经。十几个朝代的书体文本汇集到莫高窟寺院,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使用文字的所有面貌。

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写卷的作者,与魏晋南北朝的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隋唐的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诸名家为同时代人。也就是说,在700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书法字体隶变完成后向唐楷过度的全过程,敦煌藏经洞都以手书墨迹的形式完整保留下来了。

斯坦因从藏经洞挑出的经卷

藏经洞写经书法数量之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完整、最鲜活的原始档案,对研究三千年中国书法史,特别是书体演变和最终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法藏《妙法莲华经》卷末落款

|中国书法的基因宝库|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经的手写本供不应求。所以很多人去买抄好的佛经。由此催生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书法群体——经生,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书法流派-写经体。

英藏《文心雕龙》写本

法藏《因明入正理论》

敦煌写经体,就是魏晋时期带有隶书、魏碑味道的楷书,这种写法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为了看起来比较醒目易懂,一般佛经不用草书来写,而是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

《道德经》抄本末尾有详细题记

《妙法莲华经》残卷末尾王思谦题记

敦煌写经中的书法精品比比皆是。著名评论家周绍良先生这样评价敦煌写经书法的艺术水准:《众经别录》的书法,“后世的赵孟頫未必能抗手”;《春秋谷梁传集解》写本,“也可与褚遂良比美”。

写经残纸

《妙法莲华经》宫廷写本

|藏经洞里的书体|

敦煌写卷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这是中国书法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敦煌的数万卷写经中,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体俱全,翔实地记录了汉字在隶变完成后向楷书过渡的全过程。

《篆书千字文》

在敦煌遗书中的两件残存的《篆书千字文》中,可以看出其中很重的楷书味。它上承魏晋,下启宋元,在篆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篆书千字文》

以楷书大家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楷模的正楷书法,强有力地影响了全社会,周正、端庄、圆润、整饬的楷书形态基本定势。但敦煌楷书视野更加开阔,尽显风流。

敦煌经生书法技巧炉火纯青,艺术表现淋漓尽致,传世精品不胜枚举。楷书从魏晋开始发展演变几百年,到唐代终于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而敦煌遗书中的行草书也在隋唐时代达到了巅峰。

《地藏经》

《太上大道三清经卷》

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

唐代以后,王羲之书法已经深深地渗透进敦煌大地,融入到敦煌书法家的血液之中,敦煌卷子里随处可见“二王”遗风。

王羲之《兰亭序》临本

从东晋王羲之敬慕张芝临池学书,到唐宋敦煌经生追捧兰亭墨迹,千百年来,南北书风互相渗透,兼容并包,共同铸就了中国书法的繁荣盛世。幸运的是,这一过程被敦煌藏经洞数万卷写经生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经卷欣赏|

|高清欣赏|

资料来源: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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