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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传最旱的名人墨迹是陆机的《平复帖》(图46),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文人流派书法大发展的时期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7:08

西晋时期的墨迹

摘要:楼兰简纸是指在楼兰遗址发现的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两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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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简纸是指在楼兰遗址发现的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因而,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被确认为真迹是不无道理的,且王羲之书风的真实性也是有了很好的佐证实例。

从汉末到隋灭陈(589)统一,魏晋南北朝历时约四百年,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透和戴颐的雕塑,嵇康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哪道元、杨街之的写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阂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莫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文人流派书法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书体演变的归结期。从东汉开始形成的今草、行、楷各体至东晋王羲之时代已完全成熟,这就使本期的书法呈现出两种现象。 其一是,在文人书法圈中,对新书体(如楷书、行书、今草)的笔法不断地加工完善,使其逐渐脱去隶书的影响,例如锤爵之于楷书、行书;王羲之之于楷书、今草和行书都是突出的例子。从当时民间遗存的墨迹可知,上述新体早在汉末已在民间普遍存在,进人魏晋以后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下面三条线索看到这种发展趋向成熟的轨迹。 楷书:东汉《悬泉置楷书残纸墨迹》—魏锤舔《荐季直表》—晋《急就奇机楷书残纸墨迹》—东晋王羲之《乐毅论》。 今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犊》中的今草—汉木《曹氏墓砖》上的今草—西晋《平复帖》及《楼兰遗书》中的今草—东晋王羲之《十七帖》《初月帖》。 行书:东汉《宝鸡汉墓陶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晋《楼兰遗书》中的《永嘉四年残纸》《三月一日残纸》—东晋王羲之《丧乱帖》《兰亭序》。 考古发现说明从汉末至晋这三种书体是交叉运用的。简便的新体在交叉使用中,笔法的相互影响、结字的相互作用显然是推动这些新体成熟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民间通行的楷书、今草、行书与当时文人书法家的作品对照,我们会发现文人书家在加工、整理新体中的创造性作用。例如楷书经过锤蒜的努力已经“备尽法度”,然“锤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但其体则古而不今。”。这是说锤a的楷书还残存着隶书的笔意和势态。到了王羲之,楷、行、今草三种新体均能去古为今,脱尽魏晋以来的滞重用笔,以新的笔法和结构创造出俊逸、雄健、流美的新风,并使之成为书法发展的大江大河。其间魏晋玄学审美认识至关重要,摆脱了儒家束缚,晋人已不再将庄重质朴视为审美典范,而玄学清谈的时代氛围也使书家个性和“超逸优游”的品质得以注入新体。所以,可以说魏晋时期各种新体集中成熟于王羲之,乃是时代的产物。 其二是,魏晋时代的旧体,因玄学的兴起,时代审美认识发生了变化,加上在汉末隶书因程式化已丧失活力,所以急剧地衰退下去。在汉代已成熟的章草,到汉末魏晋开始向今草转化。作为今草的母体。文人书家仍将章草作为学习的重要传统,如皇象、索靖都有杰出的章草作品传世,文献记载王羲之也是善章草者。但随着行书和今草的风靡,章草退到了幕后,并逐渐衰落。西晋之后,北方的十六国和北朝的书体发展,因文人介人甚少,加上文化中心转移至南方.掌权的少数民族帝王又大多一介武夫而不通文墨,所以新体的进展远不如江南迅速,且显得保守。在民间书写中,尚沿用着汉代质朴滞重的用笔方法,书体演化的尾声在北方久久地存留着。民间在书体运用上这种保守、落后的现象,与汉代民间书体的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因,一是从汉末以来文人书家就十分重视新书体的研究和练习,发展速度甚快,二是南北朝时代动荡.民间工匠在新体运用上落后于优闲的士族文人,加上汉代石刻发达,传统的刻石程式对刻工有相当的约束,所以从民间以石刻体系为主流的作品和经籍抄书手的作品中,仍可看到残存着的篆、隶旧体用笔与楷书新体用笔的交叉和混合。风行于当时的新体草书和行书在石刻作品中几乎没有痕迹。 由于时代的动荡变迁,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魏晋玄学的风行与道教、佛教思想的传播,对书法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汉末书法进入自觉时期以来,文人流派书法更加朝个性化、艺术化的方向迈进。文人流派书法的勃兴使书法理论与技法日趋成熟,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晋之后,南北分裂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南北书法发展的不一致,这种现象也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埋下了伏线。

西晋时期的墨迹主要有《吴应墓刺简犊》、《楼兰残纸》等。《吴应墓刺简犊》有楷、隶、行、草并存的特征。《楼兰残纸》的楷书偏平,有隶意。草书有今草特征。此外,还有《道德经卷》等写经作品。世传最旱的名人墨迹是陆机的《平复帖》(图46),《平复帖》属干章草与今草过渡期风格。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人,西普著名的文学家。《平复帖》高古奇逸,气韵生动,线条厚重质拙,通篇气息连贯。现藏故宫博物院。王羲之之前,钟舞之后,仪存陆机这数行佳作,弥足珍贵。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残纸与孔侍中帖比较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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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借着楼兰的简纸来分析一下它所包含的书法历史的演变。

王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书以晋为最工,亦以晋人为从盛。晋人之书亦如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一、曹魏末期至西晋前期木简书迹

楼兰遗书含纪年的简纸有魏“景元、咸熙”、西晋“泰始”等年号。晋武帝司马炎265年末废魏改晋,年号“泰始”,边远的西北地区信息不畅,仍沿用曹魏“咸熙”年号,楼兰简纪“咸熙二年、三年”者,即西晋“泰始元年、二年”(265、266年);写有晋武帝年号的从“泰始二年”一直到“泰始六年”,另有少量西晋“永嘉”(307—313年)纪年残纸。

“泰始”纪年等西晋木简

西晋初楼兰木简

楼兰简纸文书里时代最早的木简之一——魏景元四年简(沙木738,263年)属较成型的行书字迹,其笔画较多规律性的行书化钩连,末笔具下引、牵发之姿,比如“景、索”下的“小”、“兼”下的“灬”连成“一”。其成熟的字形笔画等比稍晚几年的泰始年间简书并不逊色。

有“泰始”纪年的几件木简中,有些或出于一人手笔,如沙木725、728、729、735、736,孔木50、65等;纪年为“咸熙三年”的孔木51、64亦为同一人所书。这几件简书代表当时较典型的西北民间墨迹形态,它们走出早期楷、行书“多体混杂”的时代,其今楷、行书体态大致定型了,一望而知是行、楷书,而非东汉末那种既楷且隶的不成熟状态。

二、西晋后期残纸墨迹

自西晋初木简到西晋末残纸,仅越过40多年,但新体成熟脚步颇快,楷、行书构形的集体性转变大体完成。新体另一明显标志是字态一律左倾(单字左低右高)。西晋间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书写材质变化:简牍日渐退出,纸质渐成主角,楼兰遗书中,木简大多属曹魏及西晋前期之物。

西晋残纸墨迹

三、楼兰西晋简纸与郴州西晋简牍比较

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晋简牍时间为西晋惠帝(290—307在位)时期,与西北楼兰西晋简纸处于同期。

郴州西晋简以楷书为主,楼兰西晋简纸以楷、行为主。拿郴州西晋简与楼兰木简比较,它们楷化进程大体相当。

笔触上,西部书迹显得厚重,秃钝型笔画较多,郴州简则秀逸端庄。

西晋简纸

郴州西晋简牍

结字上西部墨字各式各样、良莠不齐,郴州晋简则工整规范、今楷技巧似更熟练——这并非地区性演进的差异,而应归于书写技术上。

两种墨迹一处西北,一处南方僻蛮之地,相距不啻万里,然而两者对新体楷、行的表现可谓殊“法”同归,在楷、行技术表现上大体一致。

西晋间中原士人尚未大举南迁,各地新体的普及,一方面来自三世纪前叶中原士人新写法(如锺繇等)的辐射影响,另一方面归于社会实用书写对新体的自觉推进、发展。西晋时期,大江南北新体的进展程度大体相当,至少在永嘉之乱前如此。

四、西部残纸中的十六国前期墨迹研究

北方的十六国与江南的东晋处同一时空,东晋士人书法家的作品为后人津津乐道,庾、王、郗、谢氏等代表的晋人书法被后世追崇效仿,亦为帖学渊薮。

同时代的北方书写是什么样子?五胡乱华,战事频仍,国号变幻,十六国时期存留系统的、大宗的书迹较少,西北纸简书迹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北方书写的材料。

总起来看,楼兰纸文书展示的十六国前期墨迹,既有含有古意的写法,也有非常成熟的新体楷、行、草。将这些西北书迹和江南书法略加勘比后,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思考:

一是,南、北新体发展进程的一致性。此时期南北大分裂、大动荡,而字体演进仍然继续,南北各地文化乃至书写的流布互通并未真正中断。从东晋诸种墓志、二爨(音窜)与北方碑铭的共通性,到敦煌遗书中数件王羲之《十七帖》临本(虽然时间较晚些),等等,表明南北书法的持续交融。

楼兰纸文书的十六国前期墨迹

一般认为江左书体演进与书法行为依循常态、更代表主流和先进性,其实北中国未见得落后多少。

北方政权迭替频繁,似乎文事荒芜,但西北纸书墨迹告诉我们,这里书法发展同样持续不断,西北残纸与江左名家的诸多相似处足以证之,若得见十六国前期北方名家崔悦、卢谌(均活动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前叶)等,想必也是江北领新体风骚之属。如上所述,郴州、楼兰的西晋墨书何其相似,其楷、行的成熟度几近一致。新体的主导与古法的遗存,于南北各地都同样存在着,新体普及是大势。而铭石书系统属另一种情形,南、北方的铭刻完全承汉魏旧法,与手写体不能同日而语。

二是,时代风气大体一致,表现在构字、用笔、气息诸方面的一致性,这是书体演进历史与书写环境决定的,亦即说,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名门士人还是基层胥吏、平头百姓,他们笔下总含有近似的格调、情趣,包括笔墨技巧与作品气息。

陆机《平复帖》在楼兰纸书中能找到不少类似的笔触表现;《九月十一日纸》与王右军手札何等相似;

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

陆机《平复帖》

王右军《十七帖》,于沙纸929、孔纸31.8及一些习字纸中可找到近似草法;王珣《伯远帖》可以在《李柏文书》(橘纸538a)、《济逞白报》(孔纸7正)等作品中发现相似技法。

宋拓本《十七帖》

启功先生说:“至草书之奇者,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一纸,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无缘展怀’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其余小纸,有绝似锺繇贺捷表者。”……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在魏晋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统性体现,其实这种“风度”在西北残纸上亦能觅得,乃时代风气使然,与其说这是东晋名家书写艺术与精神品性的追求,不如说是文字书写特殊阶段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

换言之,汉末魏晋字体演进的特殊情形,使新体逐步成熟,同时古体(篆隶等)并未彻底褪尽,新、旧元素并存于当时社会书写中,其特征反映在笔画和组构间,令字迹呈现着独特的气息。所以晋书“潇洒”韵致不止于士人名家,而具有时代性、普遍性,这在西北残纸中也嗅得出。

楼兰残纸

三是,名家的个性风格离不开社会基础。西北残纸显示了书写面貌的丰富多样性,其中不乏与东晋名家作品相近的样式——有的还早于江左名家时代。

名家技法与风格不是孤立突出的,他们一方面有其传承谱系,如锺、卫、王、羊等,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会性书写的基础作用,如东汉末新体发展与同期刘德升、锺繇之间关系那样,个人与社会、名家与基层书写间相互影响、互为作用。

四是,社会书写间的差别,体现在用笔风格上(如粗厚笔触型,出锋显芒型,古朴型与雅逸型)、新旧体含量上、技术(高低)层面上等等。字体演进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阶段,不同书写群、不同写手笔下的墨书各不相同,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迹风格丰富多彩的局面。

五、楼兰残纸中的练字纸

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不少,绝大多数为纸质,时间大多为十六国时期,我们将这些练字纸做简要书体统计,统计显示其书体集中于今草、行、楷,隶书、章草极少,草、行、楷三体比例大体持平。练字纸说明当时人们练书习字之风非常盛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练新体楷、行、今草,亦可佐证新体流行程度。

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

同近期字体“新旧”间的差异也在习字纸上反映出来,这些纸书大多为十六国前期之物,时间间隔并不大,这种“新旧”之别实属个人书写技巧与习惯上的。

作者:王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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