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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的书风曾影响整个朝野,隶书时代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7:08

魏晋时期书法流派沿革

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都是延续魏晋书风。那么何谓魏晋书风?魏晋书风之变又何以是承前启后的?在新出版的《魏晋书风》中,书法史学者刘涛认为,魏晋时期,楷书取代了隶书的正体地位,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而在这一时期,由于魏晋书家的张扬个性、潇洒才情,也形成了一股自矜自夸的风气。如王羲之“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王献之被谢安问到:“君书何如右军?”王献之回答:“故当胜”。等等,诸如此类自矜自夸的故事,也不失名士风流。

魏晋时期,文人流派沿革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锤舔为代表。他对楷书和行书的笔法研究与书法实践,开启了一代新风,所以他是将汉隶转向魏晋楷、行的枢纽人物。以流派现象观之,当时他的书风曾影响整个朝野,《晋书·荀勘传》云:(勖)“俄领秘书监……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锤、胡为法。”小胡即胡昭,与锤均学刘德升行书,然书名不及镬。这则记载证明,西晋时官方推行的书法正是以锤、胡为法则的行书。此后卫氏一门和索靖承继和弘扬张芝草书,但他们同时也增人了承继锤氏的新质。再后卫氏家族中的卫夫人与以后王氏家族都学习锤蒜之法。锤惑流派的风格在当时已是新的时尚,但较之以后东晋王派书风来,依然保留着汉代质朴、厚重的审美特征,用笔也未完全脱尽隶法。北方在进人北朝后,由于无法见到南方的新书风,因此文人书家依然沿用锤法,如《北史·卢玄传》附《卢伯源传》云;“初,(卢)湛父志,法锤恶书,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 在锤舞书风风靡之时,由汉代张芝开创的草书流派,仍有很大的影响。西晋时卫氏一门祖述张芝,其他士族文人中的著名书家索靖、韦诞等也都学习张芝草书。直到东晋王羲之仍受到张芝的很大影响,王羲之尝自负云:“我书比钟繇,当抗标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f可见他于前辈佩服者仍为锤、张,所以他又说:“顷寻诸名书,饨、张信为绝伦,其徐不足存。”晓’这说明东晋之前,最重要的流派是踵拣一派与张芝一派。张芝为汉末草书流派的延伸,锤则属本时代崛起的新体流派。钵惑一派,尽管在东晋王派的崛起后影响渐小,但一直是书家祖述的一个重要方面。至南朝梁时,梁武帝力矫时尚,云:“张芝、锤恶,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占今,岂易致意。”他认为:“逸少至学镬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更言“又子敬之不追逸少,犹逸少之不追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戊扬锤抑王,遂使锤舔的地位重新确立。 第二阶段则以工羲之为代表。在继承撞、张之法的同时,他不仅将楷、行书推向更新的阶段,而且还将草书进行了改革。其间又将行书和草书揉成一体,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历史上的楷朽、行书、今草均成熟于他的手下。王羲之书风的最重要特征,是将玄学时代的审美意识反映于笔下,脱尽汉代隶书质朴、滞重的笔意,创造出流美潇洒、富有韵味的书风来。南齐时工僧虔曾云:“变占制今唯右军(羲之)、领军(王洽),不尔,至今扰法铺、张。”“变一占制”三字说明了变古为今的创新精神,乃是王羲之流派所以风靡东晋的根本原因,并成为其书法涵盖中国书坛千年不衰的本质精神。 当时一的门阀士族对于书法都有家法,而自从羲之新体书风一出,则纷纷效法于他。但工羲之流派的传承,在南朝主要还是靠其子孙及同门王氏书家、王氏一门,}’著名书家如王殉、王抿、王献之、王操之、王徽之、王昙首、王僧虔、工慈、工志、王摘,直到七世孙智永,一直占据着南朝书法发展的主流。 北朝方面因国家分裂,一书风保守,而在南朝与北朝对峙局面逐渐稳定之后,王羲之书风开始传到北方。北魏时代出于宫廷高级工匠之手的大量元氏墓志,已可见王氏新质楷书的影响。《周书·王褒传》说,王褒书学萧子云,萧子云为梁代书家,是王褒的姑父,“褒少以姻戚去来其家,遂相模范,俄而名亚子云”。萧子云书,法右军,“得羲之之体”。而王褒在西魏攻陷江陵后人关到了北方,他的书法对关中贵游、赵文深等人影响甚大,而他为北方输入的无疑正是王羲之的新质书风。正如《周书》卷四七《艺术传·赵文深传》所记云:

魏晋书风的转变

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翁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退弃。文深渐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衰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那郸焉。至于碑、膀,徐人扰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

书法史上,书体的演进,带来正体字的转换,书风有过两次大变化。

王羲之的新质书风对北朝后期的影响从中可窥一斑。此后北朝书风渐有向南靠拢的趋势,为隋代的南北书风交融做好了铺垫。 第三阶段,是由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流派。王献之初学其父,王羲之谓“小儿几可乱真”。受父亲的影响,他也主张变古为今,据张怀灌《书断》记载:

第一次发生在汉朝,隶书取代小篆的正体地位,文字书写从“古文字”时代跨进“今文字”的隶书时代。

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美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继而他更主张变革其父的书风以胜其父.虞稣《论书表》云:“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锤、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这段评述正道出王献之再创新派的关键。王献之的创新主要是风格上的变化,较之其父在新体创新的同时建树的风格有所不同。后世评其父子谓“父得灵和,子得神骏”。又云“右军内撅,献之外拓”,所以说他在羲之基础上再发展出的非真、非行、非草的草稿,是更为放纵自由的书风。被后世称为一笔书的作品也体现了他较王羲之更为外展、更具写意精神的审美趣味。重要的是在“父子之间又为今古”中,以新风引得他的追随者。宋、齐时代王献之的书风风行了近百年,书坛杰出者俱法献之,使这一新的流派占了绝对的上风,其声名甚至超过了工羲之。梁武帝即位后,不满于王献之的影响,在君臣奏答评品书法高下中扬父抑子,王献之流派中的杰出书家羊欣、阮研等亦受到排斥,遂使献之一脉暂处于低潮。我们在分析南朝文人书法流派发展时,应看到王献之实是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在以后整个文人流派书法发展史上,锤、王固然影响极大,但献之一脉也从未熄灭其灼灼闪光的写意精神,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以锤蒜、王羲之和王献之三个流派阶段完成了文人流派书法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深刻地影响了以后书法史发展的进程,充分体现了魏晋个性彰显的时代精神,揭示了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审美意识,其中尤以王羲之、王献之在行草上的创造具有典型意义。宗白华先生曾精辟地分析了这种书风的美学特征: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的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敬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通行隶书的汉朝,隶书由古隶发展为八分隶书,速写体的草书建立规则形成了章草,这两种书体都在东汉中后期达到鼎盛。隶书时代,简约的小篆仍有一席之地,却是特殊场合露峥嵘。东汉后期,从隶书的俗写体衍生出行书和楷书,为下一个文字书写时代拉开序幕。

书法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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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象《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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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临《急就章》

第二次书风之变在魏晋,楷书取代隶书的正体地位,进入楷书时代。魏晋两百年间,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这就是魏晋新书风。

魏晋书风之新,是新书体的兴起和流行。

楷书、行书是汉末出现的书体,魏晋时自是新书体,并且很快盛行起来。早期楷书、行书还带有结构平正之类的隶书遗意,经过魏晋几代书家的书写实践,尤其是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的加工整理,新书体成熟了,并在王羲之笔下形成“斜划紧结”的“今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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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繇小楷《宣示表》

魏晋时期,草书仍是时兴的书体,但面貌发生了改观,先是从章草的俗写体演变为西晋卫瓘那样流便的“草稿”,而后王羲之完成了章草的革新,写出了笔势纵引的“今草”。

魏晋书风之新,也有技法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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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草书

楷书、行书和草书的书写技法,与篆书、隶书明显不同。经过王羲之的革新,这三种书体都形成了“今妍”的新面貌。形态的新面貌,自有相应的新技法。例如,用笔简易,一搨直下,俯仰向背,结字的欹侧,避就朝揖,等等。尤其是书写行书、草书,用笔连贯,映带牵连,笔势纵引,笔锋的正锋、侧锋、偏锋随着笔势自然转换,变化多端。新的技法,存有多种发挥的可能性,为书写者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魏晋书风之新,还有文字书写的载体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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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小楷《乐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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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十七帖》

新书体兴盛的魏晋时期,文字书写的载体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宽幅的纸张取代了狭长的竹木简牍,进入写本时代。在柔软的纸上写字,运笔的摩擦感不同于竹木简牍,书写更加流利,便于充分发挥毛笔“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写功能。

纸张的幅面比简牍宽得多,可以连续书写十数行文字,也就便于书家发挥连属的笔势,不但使书家带来书写的新感觉,也为观赏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

魏晋之后进入南北朝,分裂是这段历史的特征。然而,早在4世纪前期,南方是东晋,北方是十六国,已是裂土而治,南北书风也形成了分野:南方“今妍”,北方“古质”。

南北朝的一百七十年间,新书风的主流在南方。5世纪末,北朝看齐南朝文化,书法汇入江左相传的新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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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

魏晋时代,书家荟萃。当时书家推崇的书家,亦即书家中的书家,前有汉末的张芝、魏国的钟繇,后有东晋“二王”父子。从魏晋的角度看,杰出代表是钟繇和王羲之,人称“钟王”。但是,将楷、行、草书全面推向“今妍”之境的书家是王羲之。他是魏晋书风的受益者,也是新体书法的完成者、集大成者,人称“书圣”。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国书法的著名符号。

魏晋书风在书法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也是划时代的一页。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都是延续魏晋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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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中秋帖》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书法家的自我夸耀,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大书家蔡邕那里。唐朝张怀瓘《书断·中·韦诞传》记载:“蔡邕自矜能书,兼喜之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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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石碑

蔡邕是书家,也是学者,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擅长碑铭这种文体。东汉立碑颂德的风气极盛,许多名士的碑铭都是聘他撰文。蔡邕还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间,他和几位大臣联名上书,要求订正儒家经典,刻立石经碑,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成的石经碑,共四十六通,立于洛阳太学,后人称为《熹平石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书丹,当时“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百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及李贤注引《洛阳记》)。观石经,既可看到经典的正规文本,亦可摹写标准的隶书。《熹平石经》并非蔡邕一人书丹,他的书名大,以至于后人只说蔡邕书碑。

东汉草书家张芝与蔡邕是同时人,都生活在东汉中后期,也自矜能书。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针对任何人,而张芝则是针对当时另外两位草书家而发,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说:

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罗叔景、赵元嗣就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的罗晖、赵袭。他们也是一副自矜的派头,颇能惑众,引起张芝的反感,所以自称“下方罗、赵有余”,这样说,就有与人争胜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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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草书

汉魏时,士族名士间流行臧否人物的风气,他们的品评,重节操,论才性。文学之士陶染其间,则以己之所长贬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谓的“文人相轻”,就是概括这种现象。张芝轻视罗、赵,大概是书家之间“相轻”的先例。

张芝有一众弟子,其中韦诞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书、草书,尤其擅长大字榜书,所谓“尤精题署”。洛阳、许、邺三都所建宫观,朝廷皆令韦诞题署。韦诞也是一位自矜能书的书家,声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劲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的自矜自美,类似蔡邕,不针对别人。

西晋草书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种方式。他的草书,“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索靖称自己的草书“银钩虿尾”,很像为自己做书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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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小楷《黄庭经》

东晋时代,自矜而争胜的风气更盛。王羲之书法原不及小他数岁的庾翼,四十岁之后书名大盛的时候,连庾翼家的子弟也学王羲之,庾翼时任荆州刺史,出镇在外,知道后很不高兴,修书都下:“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谢安也很看重自己的书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时,王献之才十八岁,谢安曾经抄写嵇康的诗送给献之。后来献之渐有书名,为人所好,但是谢安“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显示自己的名士风度。东晋末年,桓玄权倾一时,喜好收藏“二王”父子书法,他自矜其书的方式是“自比右军”。

争胜的典型,当推羲献父子。王献之曾经作笺十许纸与简文帝,后题“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这是自美的例子。后来他连父亲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虞龢《论书表》记载,谢安曾经问献之:“你的字与右军相比,你觉得何如?”他答道:“当然是我比他强。”谢安婉转反驳:“别人可不是这样认为。”子敬一步不让:“世人哪里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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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 小楷《洛神赋十三行》碑文与拓本对照图

王献之说自己胜过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时人很难认同。但5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间,献之的书名确实掩压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说的那样:“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唐朝书论家特别欣赏王献之的行草书,李嗣真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北宋米芾喜好王献之书法,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

王献之是与父亲争胜,王羲之争胜的对象则是汉晋书家顶礼膜拜的张芝和钟繇,他自夸的口气要比王献之大得多。《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

张芝以草书称圣。钟繇擅长铭石的隶书,抄写奏章的楷书,通尺牍的行书,“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王羲之每每说自己“抗行”钟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张芝,是承认自己后于张芝,但羲之又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王羲之这样攀比“钟张”,看似分别相比,实是夸耀自己兼具两位书法巨子之长。羲之的争胜自夸之言,成为南朝人评说右军的依据,庾肩吾《书品》推崇右军“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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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书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无非是显示洒脱的名士做派,以高声价,只有著名书家才玩得起这样自信的游戏。到了南朝,竟然发生帝王与士族书家王僧虔“赌书”争第一的场面,就显得滑稽可笑了。

(本文节选自刘涛著《魏晋书风》,作者刘涛是书法家、书法史学者,《魏晋书风》是其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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