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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尝论书日,以上文章多为庆李暠二十四虚岁上下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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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与徐兢:南宋初期有所创新的书家 面对南渡以后书学衰落的局面,赵构《翰墨志》曾有言: 书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直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先皇帝尤喜书,致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余皆体仿,了无神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他还不禁感慨道: 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书大书、飞白、分隶,加赐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若比,视书漠然,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在赵构眼中,绍兴年间以书法名家者,唯吴说、徐兢二人在体势上有所创新,没有完全落人“体仿”而“了无神气”的碌碌之为。赵构以帝王之尊力图挽回颓势,而有此严格的评说,也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了当时书坛的风气。 (一)吴说 吴说(?-1169尚在世),字傅朋,号练塘,杭州钱塘(浙江杭州)人。吴师礼(字安中)之子,王令(字逢原)外孙。政和七年(1117),以将仕郎入仕。次年移南阳。南渡后,因家居钱塘之紫溪,人呼“吴紫溪”。绍兴初,曾出守盯胎军,后任转运使;绍兴十四年(1144),除尚书郎,出知信州(江西上饶)。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终主管崇道观。 吴说书法当有家学渊源。《宋史》记载吴说父亲“工翰墨,帝尝访以字学”,可见吴氏一门善书。吴说书法青胜于蓝,应得力于他丰富的收藏经历。比如,建炎三年(1129),吴说收藏到了一本旧刻《定武兰亭》,此本即后来著名的“独孤僧本”,并正书作跋。又比如,绍兴元年(1131),李清照迁居会稽(绍兴)卜居土民钟氏宅期间,赵明诚夫妇“归来堂”南携书画砚墨等五簏遭窃而散失,后来该散出之品“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 吴说没有通过进士科举,但以善书而受高宗青睐。比如,秘书省建成之后,省内多处建筑通常需要题榜(题牌),而这些榜书大字通常是皇帝自己题写,或者是让馆阁内臣书写,而吴说并未居馆阁之职,却题写了“石渠”二大字。周紫芝(1082-1155)《题吴说石渠大字》:“中郎往昔游鸿都,眼见箒垩心成书。乃知隶法亦天授,后世岂复斯人徒。周王百度新复古,道家山是图书府。吴侯妙翰绝古今,高榜横空近风雨。大字三尺古所难,细书不要乌丝栏。四蹄自扶半边石,两翩忽举空中鸾。知君似是文中虎,便恐声名传帝所。借令头白下凌云,寄语韦郎耐辛苦,”又比如,孝宗朝王明清《挥麈后录》记录了一则吴说自己的话:“(吴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自书易之,终不逮卿所书,当令仍旧。’(吴)说皇恐称谢。是日降旨,令根寻旧牌,尚在天竺寺库堂中。即复令张挂,取宸奎榜人禁中。(吴)说所书,至今揭于松门,仰见圣德谦仁之不伐也。”此外,《吴郡志》、《会稽志》等有关于吴说曾在当地题榜的事,可见吴说善榜书大字。可惜,这些书迹没能遗存下来,如今也只能通过文献“遥想傅朋当年”了。

米友仁与王升:米芾书法衣钵的承继者

赵构和他的复古书风 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徽宗赵估第九子,宋钦宗赵恒弟。大观元年五月二十日生于东京(开封)大内,生母皇后韦氏。八月,赐名,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进封康王。“靖康之变”中仓皇南走的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被拥戴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赵宋政权,改元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因此被朝野尊为“中兴之主”。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绍兴八年(1138),下诏建都于临安府(杭州),仍称行在所。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日,内降御札禅让帝位于孝宗,自称太上皇帝,十一日退处德寿宫。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卒于德寿宫。溢曰“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l“高宗”。次年(1188) 三月,攒葬会稽(浙江绍兴)上皇山(宝山)之麓“永思陵”,故后人亦尊称其为“思陵”。 高宗赵构身披“中兴”之使命,且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六年,但因为重用秦桧,偏听奸佞,杀害岳飞,而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与侵国土、虏父兄的金国达成“绍兴和议”,向金称臣、割地、纳贡。因此,作为帝王的赵构,尽管在内政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无法逃脱后世史学家“恬堕猥懦,坐失事机··· ···偷安忍耻,匿怨忘亲”之讥评的基本命运。 但是,赵构作为中国历史上书法造诣较高的几位帝王之一,在艺术上显示出了较高的才华。他不仅习书勤勉,所作丰硕,而且技法纯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个人风貌。虽然就整个中国书法史而言,赵构还难称为一代大家,而在南宋时代的一百五十余年中,他还是堪称传统技法全面的实力派代表人物,并有着开启南宋书坛风气之功,在书法创作、理论两方面对南宋一代以及后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宋高宗赵构,生活在封建文化和艺术达到高峰的两宋时代,能跻身于当时一流书法家行列,自然不全是因为他的帝王身份在起作用。然而,也正是帝王的特殊身份,为他的书法创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活动舞台,并为他赢得了一个可供后世评鉴的参照体系。 (一)垂意笔法,亲御翰墨———赵构书法的三个阶段 作为帝王的赵构,在书法上竟然投人了大量的时间,这不能不令人惊异。在历代帝王中,就对书法创作的投入而言,赵构也许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而这“一人”恰恰是他的父亲———宋徽宗赵佶。即便是“飞龙之初”的建炎和绍兴初期,尚处羁旅之难中的赵构不仅曾多次书写《资治通鉴》、《史记》列传、《尚书》、(孝经》等长篇巨制宣示宰臣等人,而且多次书扇以赐近臣、宫人。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在他执政的岁月里,竞然可以置父兄尚陷异族、中原尚未收复等国仇家恨于不顾,而自得于“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显然,赵构对书法有着一种超乎常情的“偏爱”,书法已经成为赵构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正是书法给他带来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力量,以至于每逢朝政大事,他几乎都要用书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心情。比如,在绍兴前期韩世忠、岳飞抗金得胜时,他曾分别书写“忠勇”、“精忠”等字以示旌表;为鼓动士类,他多次将自己所临古法帖,所书诗文赐予宰执,还不免以此教导一番;太学建成,应臣下之请,将自己所书“六经”等数十万字刊石,并建阁储于其中;每逢大举,必亲洒宸翰赐新第进士。显然,赵构正是有意识地发挥了自己的书法特长,以推行“中兴”之初确定的“文物之治”这一赵宋政权的传统国策。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将艺术手段运用到政权统治并得以“完美”结合的最佳范例了。在南宋人所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四朝闻见录》、《玉海》和《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书中,相关记载随处可见。将其生平行历和书风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赵构的书法活动,将其生平行历和书风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1.羁旅时期———绍兴七年(1137)以前,其书风表现为以取法北宋名家黄庭坚、米芾为主导,同时开始上涉晋唐法书。 赵构是在文化、艺术氛围浓厚的北宋大观、政和、宣和年间长大的。北宋帝王“一祖八宗,皆一喜翰墨”,其中艺术成就最高者恰恰是赵构的父亲徽宗赵佶。北宋中后期,更是人才济济,书法艺术空前繁荣,苏轼、黄庭坚(图1一1一1.2)、米芾(图1一1一1.3)、薛绍彭等,笔势澜翻,在书法领域各擅其能。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宣和内府藏有大量显赫的历代名贤法书墨迹,在《淳化阁帖》、《大观帖》等陆续刊成的基础上,宣和年间相继修成《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等艺术大典。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风尚新、书家辈出的时代,又成长在一个热衷艺术、书画氛围浓郁的帝王家族中,备受各位先代皇帝御书和禁中大量历代名贤法书墨迹的熏染,赵构从小就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其对书法艺术的热衷恐怕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对政事国事的关心。 关于赵构早期的书法活动,南宋人就有明确的记载。杨万里说:”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我孝宗与今上皆作孙字。“ 楼钥说:”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时当艰难,无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娱。始为黄庭坚书,改用米芾,动皆逼真。至绍兴初,专仿二王,不待心摹手追之勤,而得其笔意,楷法益妙。” 李心传也说:“思陵本学黄书,后以伪豫遣能黄书者为间,改从右军。而绍兴之初笔势已如此,乃与《戒石铭》字体顿异,殆天纵也。”南宋末年的王应麟综合了前辈的说法,提出:“高宗皇帝云章奎画,昭回于天。爱自飞龙之初,颇喜黄庭坚,后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颛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摹,曾不数年,直与之齐驱并辔。” 在此基础上,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记载更为圆融: 高宗讳构,徽宗第九子。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尝言:“学书惟视笔法精神。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六行,置之几间,日阅数十过,觉于书有所得。”又言:“学书必以钟、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李心传以谓:“思陵本学黄庭坚书,后以伪豫遣能庭坚书者为间,改从右军。”或云:“初学米芾,又辅以六朝风骨,自成一家。” 其实,赵构应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书法了,而且最初是取学父皇赵佶的。赵构论书自跋曾云:“昔余学太上皇帝字,倏忽数岁。瞻望銮舆,尚留沙漠,泫然久之。赐宋唐卿。”这应当是赵构在徽宗拘于金五国城而尚未去世的绍兴五年(1135)四月以前(或绍兴七年正月讣报南至前)的话。受书人宋唐卿,后来在绍兴十年以内侍省副都知的身份出任了徽宗梓宫按行副使。宗室子弟早年遵从皇帝学习书法,恰恰是赵宋的一大传统。可惜,赵构早年取学徽宗字(瘦金体)一类的书迹至今尚未发现。 大约在登基以后,赵构就转用黄庭坚字体作书了。这至少传达了两条信息,一是赵构有意识地回避了太上皇的影响,而不再用他的“瘦金体”发布御札,以免触动某些敏锐的神经;二是赵构至少在宣和年间就已经取学黄庭坚书法了,而且可能也是接受徽宗赵佶之庭训。赵构传世书迹中的早期作品也明显地流露出这一倾向。如,绍兴二年六月诏颁《黄山谷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于各郡县时的手谕十二行,绍兴三年所书的《佛顶光明塔碑》和赐岳飞的《珍灭群寇敕》等,均是典型的黄书体势。又据熊克记,绍兴元年,赵构曾亲书扇赐讲读官王绹、胡直孺、胡交修等,“皆取杜甫诗······于绹则曰‘霖雨思贤佐,丹青忆老臣’,直孺则日‘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交修则曰‘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盖上之光宠儒臣如此”。对此,陆游曾有跋记:“臣某少时与胡尚书之子杞,同学于云门山中,见高皇帝赐尚书御题扇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盖黄(庭坚)体也,与此手诏绝相类。 楼钥又曾记述说:“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刘)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而据岳珂所记:“中兴初,思陵以万几之暇垂意笔法,始好黄庭坚书,故《戒石之铭》以颁,而方国一札皆似之。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后复好公(米芾)书,以其子敷文阁直学士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遂大变,追晋唐,前无合作。珂家所藏诏墨几百轴,以岁月考之,良是。故绍兴间,公书尽归九禁而世罕传。最后赤水得珠,颐神北内,躬御宝遗跗,制《翰笔志》,多纪公遗事,益知帝心简注,惟公是嗜。是帖多天上本,间有‘内府图书’及‘绍兴’宝玺在焉。可见,赵构大约在绍兴四、五年(1134-1135)间开始从使用黄庭坚字体转向使川米芾字体,外部政治环境上的原因就是出于防止北方的“齐帝”刘豫金国傀儡政权以黄庭坚字体相乱,而内部艺术环境上的原因是米芾书迹大量搜集于内府,且米芾之子米友仁侍清燕于宫中。比如,约书于绍兴四年前后的《书白居易七律自咏诗卷》和绍兴七年(1137)所书(赐岳飞手敕》等,均是典型的米法之作。以上作品多为赵构三十岁前后所书 以上作品多为赵构三十岁前后所书,历代文献中一也未见赵构在建炎以后有刻意临写黄、米书帖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赵构对黄、米书法的潜心学习,应当开始于“靖康之变”发生前的青少年时代(大抵以宣和年间为主),此一时期去黄、米二人谢世时间未远。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元祐党禁”在大观元年(1107)正月得以赦除,黄庭坚书已不在禁学范围米芾晚岁曾赴宫廷任书学博士,与宋徽宗关系密切,这样,身为徽宗之子的赵构虽未曾见到黄、米二人,但出于对当时盛享书名的黄太史、米南宫的仰慕之情而刻意学其字,当不是意外,况且他曾经有“恨不与黄太史、米南宫同时”的感慨。也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一番刻意学习,加之尚未能有机会对晋唐法帖进行深人临习,使得他早年的书法只能囿于所学的黄、米体势之下。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十数年时间,对赵构后来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定下了某种“基调”。 必须认识到,个人书风的转型决非一夜之间就可完成,何况赵构是在绍兴初期繁乱的政局中用米芾书体来书写诏书的。所以,他决不可能是在“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情况下突然“改学”米芾之字的。尽管赵构的书法天份较高,但南宋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赵构在书法上有着“天纵”的资质,这多半是缘于他贵为“天子”的身份而已。所以赵构习米芾之体必在早前,此时的“改学”其实是“改用”。米友仁在赵构书风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米友仁师法父亲而逼肖,得宋徽宗赏识,在宣和六年与杜从古、徐兢同管勾御前书画所。或许正是此时,青少年的赵构在禁中结识了米友仁等。虽然宋室南渡后,米友仁曾一度失官,但他很快就被赵构召至宫中以侍清燕,从事内府所藏书画的鉴定工作。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绍兴四年正月,米友仁“赴朝参,居临安”,其侍高宗清燕至迟在绍兴六年,而绍兴初期又正好是米芾书法大量集中内府的时间。,可见,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所记载的,赵构复好米芾书法,并以其子米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大变”,确属可信。 也正是在米友仁“侍清燕”的时候,赵构在取学米芾书法的同时,也开始大量临幕内府所藏米芾所临王羲之书札和《兰亭序》,并以此作为上追晋唐的桥梁。赵构“作米字”的时间似乎也不长。文献记载表明,赵构在绍兴四年临王羲之小楷《乐毅沦》赐韩世忠、七年临行书《兰亭序》赐刘光世,并在十年多次题赞王羲之书法等。传世书迹中绍兴三十一年所书《赐岳飞批卷》、十三年前后所书《御书石经》,就已经少有黄、米体势而多王羲之笔意。 2. 复古殿时期——绍兴八年(1138)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其书风表现为对钟、王法书的潜心研习下的“二王”体系化,小楷始具个人风貌。 从史书记载中可知,赵宋皇室沿袭唐风,对钟繇、王羲之法书有着偏爱的传统。这一家族式的传统对身为宗室子弟的赵构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早年在汴京内府中曾见到的大星汉魏六朝法书名帖,也必定给曾经有着良好教育机会的赵构以深刻印象。虽然赵构开始学习钟、王法书的时间真正始于何年已经很难考定,但可以明确的是必定开始于青少年时代的学书伊始阶段。赵构真正有机会深人学习“二王”,则应该在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以后。 绍兴三年(1133),高宗在驻跸地临安府(杭州)已有燕闲之所“复古殿”。迨至绍兴八年二月,下诏定都临安,并诏新安墨工戴彦衡在禁中作“复古殿墨”。可见,复古殿作为赵构在临安的燕闲之所,大量书法作品必出其地。定都临安以及“绍兴和议”的“成功”,着实让自即位以来始终处在不断“移跸“窘境中的赵构吃了一颗定心丸,内心原本就少’‘恢复之事”的高宗,此时已经认为是“无大利害相妨”了,于是就开始他内殿作书、日有程课的生活。同时,建都临安后的诏访天下遗书、“和议”成后的“榷场互市”等,都使得绍兴内府有了更多的晋唐真迹;而御府所藏《淳化阁帖》原刻拓本也应是赵构系统学习汉魏六朝法书的较佳取法范本。对此,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贵妃吴氏题御书时曾云:“机政之暇,择钟、王而下三十帖,亲御毫素并加临写。龙蟠凤翥,变态万象,希世之伟迹也。”虽然赵构书法并未达到吴贵妃所谓“希世之伟迹”的高度,但这条记述还是较为可靠地向后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高宗赵构绍兴前期就对晋唐法帖进行了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的尽心临习,并达到了一定水准。赵构在退处德寿宫后,曾对自己的书法学习经历作过如下的自我总结: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 赵构所说的“屡易典刑”,大概就是指青少年时代先后学黄、学米、学王等;"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则当指他自己对王羲之书法的心神向往而言。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从传世《翰墨志》一卷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王羲之书法是最为推崇的,对《兰亭序》《禊帖》)更是推崇备至。赵构以得益于魏晋笔法而自足,言语间充溢着对王羲之的景仰与自己学有所成的自得之情。且不说黄、米的成功离不开对羲、献的取法追摹,即使赵构作品中被认为是用黄体或采米字者,亦未尝游离羲、献之精神面貌。可以这样说,赵构一生之作,以“二王”为根柢、为基调,其用黄、米者乃是两段前奏。而在绍兴中后期陆续有过的取法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杨凝式等,也不过是他走向“出入二王”终极目标的一座“桥梁”。标志着赵构书法脱离米芾面目而转向“二王”的作品 标志着赵构书法脱离米芾面目而转向“二王”的作品,历来公认是他书于绍兴十一年(1141)的(赐岳飞批劄卷》。如果说绍兴七年《赐岳飞手敕》还有着较为鲜明的米芾书风,那么《赐岳飞批笞卷》的流丽已经昭示着赵构个人书法风格初见端倪。 南宋《御书石经》,又名《南宋太学石经》,无疑是赵构书法中最为人知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法工程。作为帝王,亲自书写数十万字的《石经》,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后代关于《御书石经)的论述,多本南宋人杂记。南宋人对《御书石经》刻成之本末的记载,当以曾宏父(字幼卿,号凤墅逸客)《石刻铺叙》卷上《绍兴御书石经》最为详尽: 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兴,高宗即大位,改元建炎。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至绍兴十三 年癸亥,通十九年。金国侵凌,干戈之日居多,乃能亲御翰墨,作小楷以书《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全帙,又节《礼记》“中庸”、 “儒行”、“大学”、“经解”、“学记”五篇,章草《语》、《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仆射秦桧请镌石,以颁四方。卷末皆刻秦桧跋语。 《御书石经》诸篇,多以温润圆和的小楷书成,笔意出人“二王”之间,但体势丰腴和畅,已是颇有所得;兼有章草之作,也能上溯汉魏之源。又,据清人朱彝尊《杭州府学宋石经跋》记载可知,《御书石经)诸石在元、明时代遭到部分毁坏: 宋高宗皇帝《御书石经》,绍兴十三年知临安府事张摹石;淳熙四年,诏知府赵磻老建阁于太学,题日“光尧石经之阁”置石其下······宋亡,学废为肃政廉访司治所,西僧杨琏真伽造白塔,于行宫故址取石垒塔,杭州路廉访经历申屠致远力持不可,然已损其什一······其后,明常熟吴纳、乾州宋廷佐先后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瓴甋;崇祯末,廊圮,乃嵌诸壁中:左《易》二,《书》六,《诗》十有二,《礼记》向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尔;其南,则理宗大书《御制序》四碑在焉;右则《春秋左氏传》四十八碑,阙其首卷。通计八十七碑,诸经虽非足本,然书法甚工,学古者所当藏弆。若夫秦桧一跋,已为讷椎碎,其词见于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君子无取也。 然而,后代关于《御书石经》的论述中,有三点还是为一般人所忽视:其一,它非赵构一时一地之作;其二,有很大一部分乃吴皇后代笔;其三,当年赵构所书刊石者决非仅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还应该包括《论语》、《孟子》和《史记》列传等。综合宋人史学文献可知,绍兴一三年十一月被先后刊成立石于太学“首善阁”的《御书石经》,是赵构在绍兴五年至十三年期间先后陆续书写的,其中大部分是他在绍兴十年以后亲笔书成,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吴皇后代笔,只是到了绍兴十三年七月太学建成后被陆续“宣示”,诏许刊石在一起,但其中仍有一部分是在绍兴十四年至绍兴十六年刊立的。刊石之后,又陆续以墨本(拓木)赐国子监及诸州庠。通过对现今仍保存在杭州碑林(杭州孔庙,原杭州府学旧址)的八十五块《御书石经》南宋原石的考察,可以发现,各经碑石形制大小略有差异,更明显的是字体大小也有差别,大体前出者多为字径一厘米左右的小楷,后出者多为字径二厘米左右的小楷,其中字体大者又有间杂行书、章草笔意。至于哪一部分是吴皇后代笔,前人已说是“世莫辨之”,今天可能更难考索。大体可以认为,凡间杂行草笔意者,必出赵构亲笔。赵构绍兴年间的大量作品均为靠近魏晋气息的小楷 赵构绍兴年间的大量作品均为靠近魏晋气息的小楷,其笔法精神受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和曾藏绍兴内府的晋人绢本墨迹《曹娥诔辞》等影响特别大。 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小楷十一种》册本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宋拓肥本绍兴十年十一月,赵构尝与秦桧论书曰:“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人变化,自成一家。”十三年九月,宰执奏江东提刑洪兴祖欲进石碑事,高宗曰:“学书惟视笔法精神。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墨迹六行,置之几间,日阅十数过,觉于书有所得。近已写《尚书》终篇。学字若便写经,不惟字进,而经亦熟。”二十一年五月,御书《大学篇》赐新第进士,尔后与宰执论书日:“《黄庭经》、《乐毅论》墨本,皆有渊源。”可见,在位期间的赵构书法观明显地表露出与一般人所不同的价值取向,他注重书法的实用性,力求将写字与传经结合起来,以实现一种文化理想。正是出一r对楷书的重视和对钟、王小楷的倾心爱慕,通过大量地抄写了经史著作后,赵构终于在绍兴中后期形成了白己的小楷风貌。 此后,赵构虽然有较长的时间继续他的“写经”式创作和“书扇”式抒情,但是身为帝王的赵构终归还是需要勤政的。因此,这一阶段,赵构主要还是以诸种“书法”样式作为他“宣示”宰执、奖赐朝士等教化活动的载体。这样,无形中也使得他还没有更多的机会在行草书这一难度更高的创作上去完成“自成一家”的风貌,这一点从赵构书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徽宗文集序卷》就不难看出。 绍兴二十八年(1158)八月,禁中“损斋”成,高宗于复占殿亲作《损斋记》,并亲书题榜“损斋”二大字。自是,高宗摒弃声色玩好,置经史古书于损斋,朝夕燕坐。在此展玩内府珍藏,屡次与群臣论书,创作书法作品。损斋成了他在位期间最后几年的翰墨场所。 3.德寿宫时期——隆兴元年(1163)以后,其书风表现为行草书在二王体系下的个人化,大字、行草书始得自成一家。 我们之所以将隆兴元年作为赵构书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因为退处德寿宫后的赵构“北宫燕闲,以书法为事”,在创作内容、创作心境、创作风格等诸方面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此时的南宋王朝是" 鼎盛”期,这使得本身己不再需要勤政的太上皇赵构更能安心地实施着他的“二王”梦。他已很少像在位期间那样去书写儒家经典来教化朝士。一来经过前一时期的大量通篇抄写,经典著作对他来说已是了然于心;二来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奖掖群臣、教化士类这些工作该由主政的孝宗来接替他做了。于是,他再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地开始了对“二王”等的潜心研习,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札、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太清楼本、杨凝式《韭花帖》等晋、唐法帖最为用心。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或谓思陵笔法得自右军《玉润帖》,不无道理。正是通过这一系统、深入、有选择的临习,使得他晚年的行草书,表现为出人“二王”、所得颇深的个人面目,这大概就是他在《翰墨志》中有“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颇为得意之言的原因。 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卷三《历代帝王帖·高宗皇帝御书》所著录的二十四种赵构书迹资料中,有十一种是临习皇象、卫恒、王羲之以及其他汉魏六朝人古法帖的,而且均为行书或草书。岳珂记叙中的这些临作上多钤有“德寿”小玺,可见当多为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所书。赵构传世书迹中的《洛神赋草书卷》和《杜甫即事诗行楷页》、《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等,以及文献记载中的《后赤壁赋》、《高唐赋》、(舞赋》、《文赋》、《琴赋》、《登楼赋》、《大巧若拙赋》等等,均在此期间创作完成。这一时期的赵构,在完成个人书法面貌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复古”基调。这无疑和他的书法观念密切相关。赵构个人书风的形成是楷书在先 综上所论,赵构个人书风的形成是楷书在先,行草书在后,但两者均最终趋向“二王”一脉。这正是赵构昔日论书时所倡导的基本书法观念——注重正书与行草的学习“次叙”,崇尚“二工”笔法。赵构的一生,其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是相互印证、互为表里的。 (二)志于道,游于艺——从赵构的创作看他的书学思想 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赵构传世书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赵构的书法创作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在“禅位”前后两个时段又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在位期间的赵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下,通常以书法作为其实施“政令”、“军令”和文化政策的手段之一,实现其表彰优秀和教化臣民的目的和作用;而退处德寿宫以后的赵构,则多写《洛神赋》、《养生论》等,似乎总想表达他“悠然”、“养生”的趣向。“志于道,游于艺”这一儒家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竟会有如此的体现。 在位长达三十六年,赵构确实如他自己所言“无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期间,赵构主要集中在临摹前人法书和书写经、传、史、诗著作两方面,此外便是以皇帝的身份题榜等。在位期间,赵构的书法创作活动主要是书写一些带有明显“表旌”和“教化”作用的内容。无论是书赐韩世忠、岳飞、吴价、张浚等武将,秦桧、吕颐浩、汤思退、陈康伯等宰执,还是廷试毕书赐新第进士,乃至秘书省诸官、太学诸生,或是后妃才人、宫人近侍,无不如此。还有就是出亲札或以御书墨本宣示、颁诏诸州郡县刊置。赵构经常书写的内容还有杜诗,而且通常是杜甫创作“安史之乱”中的那些诗句,显然他是想借助杜诗中独特的“忧患意识”和“温柔敦厚”之诗风来教化臣民。 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以后,赵构长年居住禁外的德寿宫,包括孝宗在内的人要想见他,都得到“北宫”——德寿宫去请示或入谢。此一阶段,他创作的作品,除前文已有提及者之外,还有《长笛赋》、《雪赋》《骢马行》等等,赋文、歌行、宋词等辞句铺张、文采华丽、音节错落的内容似乎更为赵构所青睐。于是,杜诗不再写,受欢迎的是苏轼词句“绿槐高柳咽新蝉”(《阮郎归》)之类。他用以赐宰执大臣虞允文、梁克家、周必大、史浩等人的“御墨”也多是这一类,或是自己的一些论书体会,明显地少了道、德、仁的教化,而多了“游戏翰墨之间”的成分,俨然是一派太平盛世的作风。堪称后期佳构的《七绝天山诗草书纨扇》,整体上就能给人以一种宋代宫廷艺术特有的气息,和谐、高贵,字虽不相连,而气势相贯,从笔画的粗细变化与字形的各种姿态中体现出一种古琴曲般的节奏、韵律;字用今草,注重法度,不尚狂怪。 与创作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赵构的书法创作形式。根据文献记载作初步统计,赵构书作的创作形式(临作不计)有手札、卷子、书轴、题扇、题榜、题跋、册子等。与创作内容相对应:“手札”多为除目、批札、敕书、手谕,都是在位期间所书;“卷子”多为经、传、史、赋、记、序等长篇,前期以儒家经典著作“六经”为主,后期则以历代赋章为主,偶尔也有大字诗篇;“书轴”通常是文字较短的前人诗句、节文等;“题扇”则通常是诗句、词句,形式多为团扇,或书赐近臣、宫人,或题内府所藏画扇对页;“题榜”,包括殿名、阁名、庙名、斋名等;“题跋”则包括题鉴、题画、题书,或题法书名画之首,或跋法书名画之后,或法书名画本幅之上;“册子”有前人诗册、“太后玉册”等。凡此种种,既反映了赵构针对书写内容强调对形式的选择,也可说明他对书法创作的用功之勤。 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两项:其一,自绍兴五年(1125)汪应辰榜开始,每逢廷试毕,高宗赵构总会以御书石刻拓本或亲书翰墨赐新第进士。这虽然是起自言官之请,依北宋太宗雍熙朝故事而行之举,但赵构却把这种“以励士检”的行为,与他的书法创作长期地联系起来了,成为他当政时期的一种惯例,并且在孝宗朝以下继续沿用。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其二,自绍兴初期开始,赵构就不断有题画的行为。约绍兴四年(1134)前后,高宗正书节录《左传》相关章节题李唐(1049-1130)画《晋文公复国图卷》,正书题传为李唐画《胡茄十八拍册》,表现了当时尚思“复国”的决心,以及表彰民族节义思想,志在鼓励士类。活跃于高宗、孝宗两朝的画院画家马和之(生卒年不详)取材于《毛诗》、《孝经》题材的传世画作上,也多有传为高宗亲笔或吴皇后代笔的题书。据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尝御书(或后妃代笔)《毛诗》三百篇,命马和之每篇画一图上进,汇成巨帙。这批画作后来散落民间,明代时杭州尚有人收存其散佚者,清康熙、乾隆年间内府零落收得全图的十分之三。传世者仍有《鹿鸣之什图》、《节南山之什图》、《豳风图》、《店风图》、《鲁颂三篇图》、《周颂清庙之什图》等卷,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地。当然,传世目为马和之的此类画卷及题写,包括现藏海外者,可能有一部分并非南宋时期的真迹。虽然赵构的生活有“在位”与“退处”两个阶段之别 虽然赵构的生活有“在位”与“退处”两个阶段之别,但其书学思想与基本观念总体上仍然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即思想上以儒家道统为指归,艺术上以上追晋唐为基调,笔法上以钟、王为法尚。在位时期的赵构书论,散见于宋人史书、文集、笔记、类书等,以熊克《中兴小纪》、桑世昌《兰亭考》、王应麟《玉海》等书所记最为丰富,基本上是赵构本人在建炎、绍兴年间与群臣相论时事时涉及书法的言论和对前代法书所作的题跋文字。根据笔者的初步钩稽,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的赵构早期论书语录已有二十六条,总字数接近传本《翰墨志》的一半,并与《翰墨志》的书学观有密切关联。禅位以后的赵构书学思想主要以《翰墨志》为代表,而传本《翰墨志》一卷凡二十四则,决非一时一地之作,应该是辑集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论书语录而成。只是由于“在位”与“退处”的前后身份已经有别,《翰墨志》对书法本身的艺术特质与艺术评价等问题的关注与阐述相对多了一些。 (三)鼓动士类,以书名世——赵构书法的当时作用与后世影响 综合对书法艺术的倡导作用、自身的艺术创作水平和传世书作对后世的影响等三大因素来看,在历代帝王中真正够得上“书法家”资格的,恐怕惟有唐太宗李世民、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等三五人而已。唐太宗以帝王之力搜罗晋人法帖,并极力推崇右军书风,不仅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为唐以后的整部中国书法史奠定了一个基调——以王羲之为中心!他自己的书艺水平也在纯正可观的“右军”一脉。宋徽宗在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对历代法帖的搜罗与传刻,虽是沿袭淳化年间的祖先作派,但他以亲躬之力使书画艺术在北宋末期掀起一个高潮,加之他自创一格的“瘦金体”,可见其艺术素养之高,在历代帝王中罕有相匹者。高宗赵构在艺术天资上秉承了其父,书法工夫堪称上流,从其传世书迹可见一斑。 但是,赵构并不像苏轼、黄庭坚乃至其父赵佶那样具有较强的艺术求新意识,试图通过字形及线质的独特塑造来尽量抒发个人的意趣。他的“学书”过程似乎比较漫长,对基木功的训练也比较专一,所谓“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除了想通过所书写的内容来奖谕、教化臣民外,主要的意图恐怕还是通过孜孜不倦地临习古人法帖,留意于前代大家的精湛笔法,来对“古雅之作”心摹手追。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至于赵构书法注重技巧,而少有自家新意的另一个原因亦不难理解:与苏、黄、米甚至是太上皇徽宗相比较,由于他在二十岁前后接受知识训练最关键的时候,恰逢家国之变,因此总体的艺术素养显然逊色。当然,个性的有别,经历的不同,才情的差距等等,都是造成赵构并未成为书法史上一代大家的原因。 赵构能以书法名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在政治上牺牲民族、闰家、宗室利益为代价的。虽然这种前提并不十分直接,也就是说,尽管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明赵构是为了书法而放弃收复中原的机会,或者说赵构若不沉溺于书法就一定可以收复中原,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几乎决定了南北平衡对峙情况的出现;但从另一角度说,如果赵构能放弃书法爱好,对富国强兵多一点心思,于民族、于民众何尝不是更大的福音。 赵构以书法名世还在于他特殊的帝王身份。历代帝王中,纯粹因书法而得后世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赵构一人。不论其余,只就唐太宗、宋徽宗二人而言,前者在“贞观盛世”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业绩显然更让人景仰,后者在北宋院画上所起的作用丝毫不逊于在他书法上的成就;只有宋高宗赵构,在政治上的狠懦似乎倒让他在书法上显出一点“有能”来了,这就使他在历代帝王书法的坐标中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并藉此赢得身前身后之名。 其实,赵构在书法上能获得显名,既与他特殊的地位与条件相关,也与他“凡五十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的勤奋有关,更与南宋时代书法艺术上式微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宋室南渡、外侮欺凌的特殊时代环境下,赵构也深知书法至此已呈颓势。但他却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本朝”(指整个赵宋王朝)士人与“有唐”一代相比在群体上的衰败。这也许是他尊崇晋唐之心声,也许更在为自己建都临安、不思恢复的行为作辩护。与此相呼应的是,他一再把“宋室南渡”与“晋室东渡”两者相比,声称: ······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 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大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昔比,视书漠然, 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 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南宋士人几乎一致地加以肯定 对于赵构书法,南宋士人几乎一致地加以肯定,并在各自的论述中作出了明确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在盲从和奉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或是自己曾蒙高宗御书之赐,或是祖先曾蒙高宗翰墨之赐,或是亲眼得见高宗御书,他们是真心佩服高宗皇帝的书艺才能和勤勉之功。 赵构作为一位帝王书家,其地位足以影响时风。其论书力主“以钟、王为法”、推许米芾、注重楷书与行草书的相互关联等书学观念,对时人和后人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纵观绍兴年间至元代初期的中国书法史,赵构书法风貌及其书法观念影响所及者,不在少数。从传世《翰墨志》一卷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工羲之书法尤其是对(兰亭序》推崇备至,不光自己常常临写,以临作赐近臣,而且要求自己的接班人(孝宗)也学习之,如陆游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之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因此,高宗的这一习尚不仅深刻影响了孝宗以后的南宋诸帝、皇后贵妃乃至部分亲近的宗室子弟,而且也影响了朝士和后人。 可以这样说,赵构以帝王身份“中兴”南宋一代的同时,也开创了南宋时代的书法风气。赵构书法创作所经历的心仪黄山谷、推许米南宫、尊尚“钟、王”的三种典型,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一代的书风。或许正在赵构“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的言行感召之下,南宋士人虽没有能够将书法一艺恢复到东晋时代“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的高度,但也所幸尚得米友仁、吴说、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吴琚、张即之等辈的努力,还并非一无可称。

吴说与徐兢:南宋初期有所创新的书家(2) 吴说更善小楷、草书、行书,而且是走书法史上最为正宗的取法魏晋“钟、王”和唐人孙过庭之路。吴说尝论书日:“若评书法,当以钟(繇)、王(羲之)为初祖。欲学王法,当以(孙)过庭为指南。”其书法观念与宋高宗“学书当以钟、王为法”之说相契合。吴说的书法实践也是从钟、王入手的,他曾见到过多本《兰亭序》并作跋。他的楷书作品传世鲜见,笔者仅见观款一种,已出新意而暗含些许晋唐韵度。吴说草书与行书应该水准更高,尤其是他的行书,受到本身就学王羲之的高宗皇帝的欣赏。据叶绍翁记:“东坡既赋《寒碧》之句,吴氏说能草圣,行书尤妙,尝书坡句于寺之髹壁。高宗命使诏僧借人宫中,留玩者数日,复命还赐本寺。说字画遇际圣君如此。”吴说传世书札主要有《昨晚帖》、《门内聚星帖》(以上藏故宫博物院),《二事帖》、《明善宗簿帖》、《私门帖》、《叙慰帖》(以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阁中帖》、《下车帖》(均藏上海博物馆)和《门内眷聚帖》(《三希堂法帖》第十六册摹刻),表现出习学晋人和初唐的成就。虽然总体上来说,吴说书风过于崇尚阴柔之美,但是他在行书上对王羲之有着不失灵活的理解,在南宋前期“尚意”风行的氛围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对此,当今书学研究者给予了宽容的高评:“纯粹从继承王氏书风的角度来看,吴说的深人程度应该稍胜蔡襄和薛绍彭,比之高宗更远出其上。“ 尽管如此,当时和后世的多数人,还是对吴说所作的那种具有强烈新奇面貌的“游丝书”更感兴趣。可能是赵构《翰墨志》的一句话,加之“游丝”二字,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其实,吴说于游丝书并不多作。据笔者检索,历代书画著录资料中仅记载了三种吴说游丝书作:其一,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既望,游丝书《王安石苏轼三诗》并行书《上饶使君郎中游丝书歌》合卷,也即唯一的传世之作;;其二,游丝书《饮中八仙歌》,凡四十八行,见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三著录;其三,绍兴三十年戊辰(1160)十月十三日书于双港者,自跋“右诗三纸,其一作游丝书,其二作真书,其次则行书也”云云,曾归昆山黄应龙藏,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都穆《寓意编》等有著录。即使当年,能见到吴说游丝书的人也不多,比如为吴说游丝书作歌的汪藻,也只是题为“吴傅朋以王逸少遗意作游丝之书,古今所无,恨未之见也,为赋此诗”,可见口耳相传的厉害了。 至于游丝书是否为吴说独创的“古今所无”之书体,前人已有聚讼,鉴于游丝之书是一种将“一笔书”大草走向笔墨零界点的翰墨游戏,只是聊备一格的书法“花絮”而已,其于中国书法发展并无实质性的意义。赵构晚年以此称许吴说,多的是从提倡书法家必须具有“创新”意识的立场来借题发挥而已。 (二)徐兢 很遗憾,首先需要提出,徐兢虽然在南宋享有很高的书名,并曾因善书而得到徽宗、高宗两朝皇帝肯定,但是至今已不见其丝毫书迹传世。所幸的是,徐兢的生平行历,因为张孝伯为其撰写了一篇长达近三千字的《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兢)行状》,使得后人详知其人其事,乃至其书的若干状况。此外,南宋人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五《归庐陵日记》、周《清波杂志》卷七、魏了翁《鹤山集》卷六二、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庄绰(季裕)《鸡肋编》卷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均有零星记载,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00、卷二0六录自《直斋书录解题》。其后,如董史《皇宋书录》、陶宗仪《书史会要》乃至明清以降的诸多书史书学著录资料,多本上述之说。兹综合诸说,略出徐兢小传,以补书史之阙: 徐兢(1091-1153),字明叔,晚号自信居士,先世居建州阪宁(福建建瓯) ,祖辈迁和州历阳(安徽和县),遂为历阳人。十八岁入太学,试大比辄挫。政和四年(1114),以父任补将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尚书郎。历任东南九路干办公事,摄知雍丘县,移摄原武县,监元丰库等职,皆有治绩。宜和四年(1122),朝廷复置书学,徐兢与米友仁、杜从古三人同应选。宜和六年(1124年),高丽入贡,愿得能书者至国中继,兢以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随使前往,月余而归,撰成《高丽图经》四十卷进上,徽宗皇帝览其书,大悦,召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擢知大宗正承事,旋与礼部员外郎杜从古、新差编修《汴都志》米友仁一起出任措置书艺所管勾官。迁尚书刑部员外郎,时相册免,坐亲嫌,谪监池州永丰监。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南渡后,曾授沿江制置司参谋官,奉祠主管南京鸿庆宫。自是,三领台州崇道观,奉祠二十年,筑室龟峰弋水之上,治圃数十亩,名“洗砚池”,幽胜闻江南,霞餮云卧,超然为神仙中人。绍兴二十三年五月病卒,葬于弋阳(今属江西)玉亭乡龟峰。张孝伯为撰行状上进,赠朝散大夫、赐三品服。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传世者但有记,而图已佚,四库馆臣以为“此编已足以传兢,虽不传其篆,可也”。 徐兢诗文书画均擅。其鄙章句学,而渔猎古今 徐兢诗文书画均擅。其鄙章句学,而渔猎古今。文词隽敏,尤长于歌诗。画入神品,山水、人物二门俱冠绝。其书,真、行以取法唐人褚、薛、颜、柳诸家为主,遒丽超逸;晚年好作草书,追踪怀素,夭横驰骋。尤精于大小二篆,以承继大小二李、骑省兄弟为己任,尝自署“保大骑省云来徐兢”、“宣和书学博士”。曾获得唐人刘跂所拓《泰山石刻》墨本,宝蓄而谛玩之,张孝伯云:“既尽得(李)斯(小篆)法,而又考按三代镈钟鼎彝之器,训释款识,悉有依据。至于大篆,笔力奇古,其沉着处不异钻刻,若非毫楮所能成,且复陶镕酝酿,变入小篆,离析偏旁,脗合制字本意。”魏了翁则称:“《说文解字》以外,自为一家。虽其名及字见于印文者,亦与篆法不同。” 显然,徐兢一生中有三件事情最为后人所乐道:其一,因为“能书”而被选出使高丽,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传世;其二,在宣和内府与米友仁、杜从古一起同任“书学博士”;其三,篆书创作得古法并有新意。三件事情均说明了徐兢在书法上的能力与才华。可惜,这样一位才知之士,其书迹竟不得传世。 宣和末期的三位“书学博士”,命运各不相同。杜从古死于“靖康之乱”中。米友仁南渡后得侍清燕,并以应酬频频而露自得之情,因而书艺不进,有愧家声。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南渡后的徐兢,则奉祠二十年,退处江湖,怡然自乐,是一种与米友仁完全不同的生活,因此晚年篆书自成一家。难道是生活境况,乃至生活境界的不同,造成了两人在艺术上的高下?另外,按照宋人的说法,徐兢的篆书和前辈徐铉有一定的渊源。既然今天已无法用作品来证明这样的结论,那么就根据文献记载来作一简要考索吧。 岳坷《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四《宋名人真迹·米元晖韩退之五箴帖》条目下岳珂自注云:“行书五十七行,尾记二行,又自跋二十三行。徐兢题,草书十二行。”同时著录了米友仁和徐兢的跋文,是最可对比的资料,兹移录如下。米友仁跋曰: 仆宣和之末,与道山二国士同修于宝堂,兼掌书学二年余。是时, 日得亲笔砚,如《兰亭修楔序》为诸生迫使临写百余本,至今有出以示者,稍亦可观。尔后,遑遑奔走,营哺之不暇,岂复与管城氏周旋?独书简不得已而事之,所作字多不足观。交游见迫,写成往往自掷去。汝文以此索字,偶邻右大爇之后,冗长箱箧,悉寄北关空阙竹圃中,诸毫不应手作字,又纸干涩不能运墨如人意,愧无足观也。友仁上。 徐兢跋曰: 宣和壬寅岁复置书学,今元晖侍郎、唐稽礼部暨愚三人同应选,迄今二十有六年突。唐稽没于京师丙午之难,元晖今持从槖。独愚退处江湖,筑室龟峰弋水之上,霞飧云卧,亦自是一种乐云。今观元晖法书,得元章妙处,《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绍兴丁卯夏五月晦,徐兢题。 对此,岳珂在题赞中发出了暗含针砭的声音:“古之大儒,立言以自箴……元晖困于书淫,平生之于《兰亭》尝一日而百临,是自叹其用力之深矣。跋之者又谓宣和三博士同时赐佩衿,更二十有六年,而踪迹各异于升沉。噫嚱!二君其亦自念道德之不负,而齿发之侵乎?抑亦不病其昱昱,而惟有冀于知音乎?抑《兰亭》有言,不在乎今之视昔,而悲乎后之视今。予意二君亦犹传卢扁而诵其神奇,实未始导脉络而知贬针也。”在其他文献中,还可找到少许关于徐兢书迹的记载 在其他文献中,还可找到少许关于徐兢书迹的记载。如,据魏了翁《鹤山集》卷六二《(跋聂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赋》,可知当年聂氏曾藏有徐兢篆书《赤壁赋》墨迹一卷。又如,明释妙声《东皋录》卷上《藏晖斋诗(并序)》云:“昔先佛心,尝得徐兢所篆‘藏晖斋’三大字……洪武更伏岁辛亥,孙德献住石湖楞伽之上方,取以扁所居室,一时知名士形之赋咏,‘藏晖’之名遂闻于世……自遭世变,凡法书珍玩流落何限,而是书独存,庸非天闷吾家旧物,以章佛心之德耶?"可知明初尚有徐兢篆书题榜“藏晖斋”三大字流落吴门释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又,俞松《兰亭续考》卷一著录了绍兴二十二年(1152)的徐兢一跋。再,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画题跋二十三》著录有徐兢等人题跋《高彦敬克恭房山所藏赵昌画折枝花》四段一卷。 而从文献记载中徐兢兄弟辈均善书画的情况分析,虽然未必与徐铉、徐锴辈扯得上关系,但也应该有其较为深厚的家学渊源。如云: 僧德正,信州人。宣和郎官徐兢明叔之兄,绍兴侍从徐林樨山之弟。登科,为平江教官,弃而出家。 (徐兢)弟琛,亦善篆。 徐林,字稚山,兢之兄。徐深,兢之弟。并以篆名家。 徐藏,字子礼,号自觉居士,林之子。工篆、隶,篆宗家学,隶学(逢童子碑》。

(一)米友仁

米友仁(1074-1153?),米芾长子,故有“米大郎”之称,祖籍襄阳(湖北襄樊)。随父定居润州(江苏镇江)。初名尹仁,字元晖,自号懒拙老人。或谓其生于寅(虎)年,故小名寅哥、鳌儿等。黄庭坚戏称他为“虎儿”,并赠古印与诗:“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

米友仁书画得其父嫡传,又与父辈名家相亲,故见识广,传家法,也能鉴定,后世以其父子并称“大、小米”。徽宗朝,米友仁曾参与编修《汴都志》,宣和六年(1124)正月,与主客员外郎杜从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一起,出任措置书艺所管勾官,负责教授五百生徒各体书法。南渡以后,一度失官。约在绍兴六年(1136)前后,米友仁已侍清燕于高宗,从事禁中所藏法书名画的鉴定。十三年十二月,诏建秘书省,高宗亲书“右文之殿”、“秘阁”二榜金字牌,命将作监米友仁书“道山堂”榜。十四年五月,权尚书兵部侍郎,辞免,不允。十五年闰十一月,改除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十九年(1149)四月,进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而对米友仁为高宗所御用一事,魏了翁的意见似乎相对客观:

光尧尤喜书画,恨不与黄太史、米南宫同时。世所谓:用徐师川为执政,以其舅;擢元晖为侍从,以其父。余曰:非也。师川不践伪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晖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尧方崇奖名节,方修复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贵显。岂直以词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书子跋,尤可宝爱。

米友仁书法全仿其父。米芾书法以“集古字”而上溯魏晋六朝,以“刷字”而自得爽利风神,为一代大家。然而,“(米)友仁的兴趣专注于绘画,于米家云山墨戏有所光大而书法不免堕其家声,这真是辜负了父执的一片热望”。尽管如此,在南宋前期书法并不景气的时代,米友仁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因此董史在《皇宋书录》中引用了乾道年间吕企中跋《豫章所刻法帖》的一段话:“米氏心画之妙,得于家传,父作子述。识者谓:宋之有元章、元晖,犹晋之有羲之、献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尝考米西清之书,多作斜努之笔,甚者一字皆成横歌之势,此效父体而用力太过耳。”这样的观点,也为陶宗仪《书史会要》所采纳,可见对于米友仁书法的特点与缺点,古人也已经看得很清楚。而后世出于对米家父子的尊崇,似乎更乐意接受魏了翁所说的“元晖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家子弟,竟自有一种风格也”。

以米友仁在徽宗、高宗两朝专职从事书画的履历而言,他的传世书迹实在不多。传世所见者主要是书札和题跋两类。除丛帖传刻的一部分外,书札墨迹主要有《动止持福帖》和《录示文字帖》两种。

在米友仁并不多见的传世书迹中,主要是他的题跋,而这些题跋中又有绝大多数是各类“程式化”的书画鉴定题跋,比如《跋褚遂良书唐太宗哀册》(1136)、《跋米芾临王羲之桓公至洛帖(王略帖)》(1136)、《跋米芾临王羲之七帖》(1136,以上均见《宝晋斋法帖》卷九摹刻)、《跋隋人书出师颂》(1139)、《跋颜真卿书竹山堂联句》(无纪年)、《跋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无纪年)、《跋米芾研山铭》(无纪年)、《跋米芾苔溪诗卷》(无纪年,以上现均藏故宫博物院)、《跋颜真卿自书告身》(1139,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等,其中个别题跋墨迹的真伪还存有争议。以上诸跋,多数跋其父书迹,也多绍兴内府珍藏者,却往往不过寥寥数语。而绍兴十九年(1149),米友仁获观米芾中年所书《与提刑郎中书》等七幅,又获观米芾三十七岁所书《与永仲朝奉书》等四幅,均鉴定为“真迹”,并两次行书作鉴跋(均见《宝晋斋法帖》卷九摹刻),传世《宝晋斋法帖》卷十摹刻的米友仁行书鉴跋米芾所书《诉衷情词》、《鹧鸪天词》、《观潮浙江亭七律》、《祝寿纪庆七绝》、《满庭芳词》和《祥瑞帖》等六种书迹,均结衔“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以及绍兴二十年前后,两次为李清照所藏米芾帖《灵峰行记帖》(崇宁甲申五月望日书)和《寿时宰词帖》(无纪年)作跋,均在五十字左右,算是“长跋”了。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懒拙道人”。唯一例外的是为自己画作《潇湘奇观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所作的题跋,洋洋洒洒二百余字。客观地说,米友仁对米芾书迹的继承与推扬,应具有重要的书法史意义。

米友仁与王升:米芾书法衣钵的承继者

(二)王升 在南宋一代,最能尽传米芾风神的竟然不是他的长子米友仁,而是与米友仁同时代的王升,以及比米友仁更晚一辈的吴琚。

威尼斯官网,王升(1076-1150尚在世),字逸老,汴(河南开封)人。北宋政和、宣和年间,奉召出仕。南渡后,寓居嘉禾羔羊里(今属浙江嘉兴桐乡),遂自号羔羊居士,堂号圣采。宋高宗时,召对蒙眷,官至正使。董史《皇宋书录》记:“谷中云:王升,宣和间以《草书圣经》进上,除书学录。见米友仁《跋千文》。”陶宗仪《书史会要》记:“王升字逸老,自号羔羊居士。工草书,殊有旭颠转折态度。宣和间,以《草书圣经》上进,除书录,其书尤为内庭称赏。”①董史是记录友人曹士冕(字谷中)的话,陶宗仪又是参考董史的记录。对于王升的生平以及书法,较详细的记载与评价来自晚辈楼钥,其云:

朱岩壑《跋逸老草书兰亭禊序》云:“逸少作行书,逸老为草字。外人那得知,当家有风味。”逸老以草圣擅名,其为名公称道如许。寓居乌戍,是时先太师岐国公为监镇,与之往还,旧亦得其《八仙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为“颠”,盖长史素有此称也。“羔羊居士”乃其自号,“圣采”为所居之堂,“得柳轩”岂亦其家耶?钥随侍时,当绍兴十一二年间,犹识其人。此卷书于庚午岁,自言年七十有五,则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已,后公六十一年,方识公时,才五、六岁。嘉定四年辛未,始见此书,则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为之惘然。

上跋中“朱岩壑”指朱敦儒(1081-1159),“先太师岐国公”即楼钥父亲楼璩(生卒年未详,约1100年前后生),两人均为年岁稍小于王升的同时代人,且互有往还,楼钥也曾随父见过王升,因此楼钥的记载是可靠的。又,元人虞集云:

宋太宗刻《秘阁法帖》,晋魏书法后世犹得见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观》,益精妙矣,学书者始知尚求古法。于后南渡,讲和即安,思陵临池之好尤笃,一时内外大小之臣闻风而起。若王逸老草书,殊有旭颠转折变态,尤为内廷称赏。然是后,飞云之祸虽惨,而志恢复者愈坚;禁伪学者虽严,而求性理者弥笃。若逸老之书,士大夫道之者绝少,亦可念哉。

从上述材料看,如果王升在宣和年间曾官“书(学)录”之事无误,那么王升曾与米友仁、杜从古、徐兢等一起在宣和内府共事,可能还比后三人更早应召,而且是以擅长草书受到了宋徽宗和宋高宗的赏识。

王升的传世书迹,主要有:行书墨迹《首夏帖》、《鹅酒帖》,行草书墨迹《杜门帖》,书宗米芾,味札文意,均晚年手笔,当为其绍兴年间所作。又有绍兴十九年(1149)七月草书《千字文》见《海山仙馆藏真帖》卷一摹刻,乃其暮年手笔;而曾藏清乾隆内府并摹刊于《墨妙轩法帖》(即《续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册“唐孙虔礼书”《草书千字文卷》,已被今人订为王升逸老所书。

虽然诸家交口称赞的是王逸老的草书,但从书法技巧水准上考察,其颇得米芾神韵的行书或行草书显然更值得肯定,即此而论,他的水准当胜“小米”一筹。虽然王逸老在当时得到了帝王的青睐和名公的称许,但其后世书名并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隐逸情怀和游艺态度与当时的优国哀思文人主调并不协调,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承袭米芾衣钵而终为“大、小米”所掩。 此外,南宋初期名家中习法米字者,还有刘焘(1071? -1131?)、李彭(生卒年未详)、郑望之(1078-1161)、汪藻(1079-1154)、康与之(生卒年未详)、扬无咎(1097-1169)、胡沂(1107-1174)等,各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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