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首页

当前位置:威尼斯平台官网 > 书法首页 > 进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王升行书的特点是提按丰富、笔速快、结字以欹侧为主

进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王升行书的特点是提按丰富、笔速快、结字以欹侧为主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6:36

米友仁与王升:米芾书法衣钵的承继者

图片 1 提起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的书法发展概况,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流行书风”这个词。这里的“流行书风”是一个泛指概念,与当代书坛“流行书风”这一特指的书法创作现象是不同的。其实书法史上每一种新书体、新风格的出现,在当时都是“流行书风”。既然“流行”,那么它至少代表了当时书法创作的一种取向。这种取向要么是一种探索行为,昙花一现;要么是经得起书法史的考验,成为新的书法传统。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的“流行书风”是以苏、黄、米为代表的“尚意”书风。苏、黄、米三家因在道义、文章等多方面取得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而使这股“流行书风”最终演绎为宋代书法史的传统。可以说,当时书家大多未能摆脱这股声势浩大的“流行书风”的洗礼。在这股大潮中,除了盟主开疆拓土外,其他先锋、殿军等亦纷纷摇旗呐喊,同铸辉煌。从北宋末期至整个南宋时期,就米芾书风阵营来看,大致分三代:第一代是米友仁、刘焘、王升;第二代是吴琚;第三代是张即之。第一代中,米友仁尽管是米芾长子,但他用心画学,书学方面则失于“鼓努为力”;刘焘学米亦过于收敛端谨;论技法娴熟与书写功力自然首推王升。关于第二代的吴琚,董其昌评曰:“书似米元章,而俊俏过之。”第三代的张即之学米流于程式,习气较重。至此,米芾书风影响渐渐式微。王升《首夏帖》,故宫博物院藏 这里鉴赏的王升《首夏帖》,纸本,行书,纵32.2厘米,横38.1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王升,字逸老,汴人,生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卒年不详。政和、宣和年间,被召补右爵。南渡后,居嘉禾羔羊里,号羔羊居士。因擅书法,蒙高宗赵构赏识,官至正使。 《首夏帖》很明显胎息米芾,用笔以提按为主,点画变化较多。此帖中起始两行用笔较重,与第四、五行轻盈的笔触形成了强烈对比。单就第四、五行来看,一行之内点画的轻重落差也很大,虚实交替,颇耐人寻味。王升书写此帖时,笔速比较迅捷,配合着翻折笔法,使得笔势飞越激荡;虽然没有以“一笔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字与字之间气息连接紧密,一贯而下,颇有“一笔书”之妙。此帖结字尽得米芾腾挪摇曳之秘,多以欹侧生姿。如“顿”“亲”“清”“谨”等字的左右错落呼应,“伏惟”二字因势而生的左右欹侧之态,“顿首上”三字因结字的纵放横收而使行气略向左下倾斜,以及末行的“伯兴”二字自右上向左下贯势到“承”字却急转向右下,使其后数字顺势以呼应“顿首上”的左下之势等,均可见结字的纵横摇曳在行气线丰富变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王升在米氏结字方面的确下过一番功夫。不过,王升的结字尽管大小、俯仰有一定变化,但重心处笔画过于紧结、逼仄。综合来讲,王升行书的特点是提按丰富、笔速快、结字以欹侧为主。 《首夏帖》通篇写得痛快淋漓,洋溢着强烈的运动感;但因过分突出米字的痛快之感而少了几分沉厚。或许王升行书的这个特点也与其善写草书有关。宋代董史《皇宋书录》中记载:“王升,宣和间以《草书圣经》进上,除书学录。”王升还曾用草书写过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南宋著名书论家楼钥在《攻愧集》中道:“逸老以草圣擅名。”可见王升草书成就之大。书写速度是宋人一直探讨的草书问题之一。尽管王升的草书作品今已不得见,但从《首夏帖》这件行书作品不难推断其写草书的速度是非常迅疾的。快速易得势这一点也与宋徽宗的草书审美暗合,要不他怎么会在看了王升的草书后授予他官职呢?尽管行书与草书是两种书体,在具体书写中有着严格的区别,但毕竟两者同属于动态书体,因而又有许多相通之处。也正是因为王升行、草兼擅,才会在学习米芾行书方面要明显高于米友仁和刘焘。

吴说与徐兢:南宋初期有所创新的书家 面对南渡以后书学衰落的局面,赵构《翰墨志》曾有言: 书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直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先皇帝尤喜书,致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余皆体仿,了无神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他还不禁感慨道: 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书大书、飞白、分隶,加赐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若比,视书漠然,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在赵构眼中,绍兴年间以书法名家者,唯吴说、徐兢二人在体势上有所创新,没有完全落人“体仿”而“了无神气”的碌碌之为。赵构以帝王之尊力图挽回颓势,而有此严格的评说,也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了当时书坛的风气。 (一)吴说 吴说(?-1169尚在世),字傅朋,号练塘,杭州钱塘(浙江杭州)人。吴师礼(字安中)之子,王令(字逢原)外孙。政和七年(1117),以将仕郎入仕。次年移南阳。南渡后,因家居钱塘之紫溪,人呼“吴紫溪”。绍兴初,曾出守盯胎军,后任转运使;绍兴十四年(1144),除尚书郎,出知信州(江西上饶)。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终主管崇道观。 吴说书法当有家学渊源。《宋史》记载吴说父亲“工翰墨,帝尝访以字学”,可见吴氏一门善书。吴说书法青胜于蓝,应得力于他丰富的收藏经历。比如,建炎三年(1129),吴说收藏到了一本旧刻《定武兰亭》,此本即后来著名的“独孤僧本”,并正书作跋。又比如,绍兴元年(1131),李清照迁居会稽(绍兴)卜居土民钟氏宅期间,赵明诚夫妇“归来堂”南携书画砚墨等五簏遭窃而散失,后来该散出之品“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 吴说没有通过进士科举,但以善书而受高宗青睐。比如,秘书省建成之后,省内多处建筑通常需要题榜(题牌),而这些榜书大字通常是皇帝自己题写,或者是让馆阁内臣书写,而吴说并未居馆阁之职,却题写了“石渠”二大字。周紫芝(1082-1155)《题吴说石渠大字》:“中郎往昔游鸿都,眼见箒垩心成书。乃知隶法亦天授,后世岂复斯人徒。周王百度新复古,道家山是图书府。吴侯妙翰绝古今,高榜横空近风雨。大字三尺古所难,细书不要乌丝栏。四蹄自扶半边石,两翩忽举空中鸾。知君似是文中虎,便恐声名传帝所。借令头白下凌云,寄语韦郎耐辛苦,”又比如,孝宗朝王明清《挥麈后录》记录了一则吴说自己的话:“(吴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自书易之,终不逮卿所书,当令仍旧。’(吴)说皇恐称谢。是日降旨,令根寻旧牌,尚在天竺寺库堂中。即复令张挂,取宸奎榜人禁中。(吴)说所书,至今揭于松门,仰见圣德谦仁之不伐也。”此外,《吴郡志》、《会稽志》等有关于吴说曾在当地题榜的事,可见吴说善榜书大字。可惜,这些书迹没能遗存下来,如今也只能通过文献“遥想傅朋当年”了。

(一)米友仁

吴说与徐兢:南宋初期有所创新的书家(2) 吴说更善小楷、草书、行书,而且是走书法史上最为正宗的取法魏晋“钟、王”和唐人孙过庭之路。吴说尝论书日:“若评书法,当以钟(繇)、王(羲之)为初祖。欲学王法,当以(孙)过庭为指南。”其书法观念与宋高宗“学书当以钟、王为法”之说相契合。吴说的书法实践也是从钟、王入手的,他曾见到过多本《兰亭序》并作跋。他的楷书作品传世鲜见,笔者仅见观款一种,已出新意而暗含些许晋唐韵度。吴说草书与行书应该水准更高,尤其是他的行书,受到本身就学王羲之的高宗皇帝的欣赏。据叶绍翁记:“东坡既赋《寒碧》之句,吴氏说能草圣,行书尤妙,尝书坡句于寺之髹壁。高宗命使诏僧借人宫中,留玩者数日,复命还赐本寺。说字画遇际圣君如此。”吴说传世书札主要有《昨晚帖》、《门内聚星帖》(以上藏故宫博物院),《二事帖》、《明善宗簿帖》、《私门帖》、《叙慰帖》(以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阁中帖》、《下车帖》(均藏上海博物馆)和《门内眷聚帖》(《三希堂法帖》第十六册摹刻),表现出习学晋人和初唐的成就。虽然总体上来说,吴说书风过于崇尚阴柔之美,但是他在行书上对王羲之有着不失灵活的理解,在南宋前期“尚意”风行的氛围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对此,当今书学研究者给予了宽容的高评:“纯粹从继承王氏书风的角度来看,吴说的深人程度应该稍胜蔡襄和薛绍彭,比之高宗更远出其上。“ 尽管如此,当时和后世的多数人,还是对吴说所作的那种具有强烈新奇面貌的“游丝书”更感兴趣。可能是赵构《翰墨志》的一句话,加之“游丝”二字,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其实,吴说于游丝书并不多作。据笔者检索,历代书画著录资料中仅记载了三种吴说游丝书作:其一,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既望,游丝书《王安石苏轼三诗》并行书《上饶使君郎中游丝书歌》合卷,也即唯一的传世之作;;其二,游丝书《饮中八仙歌》,凡四十八行,见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三著录;其三,绍兴三十年戊辰(1160)十月十三日书于双港者,自跋“右诗三纸,其一作游丝书,其二作真书,其次则行书也”云云,曾归昆山黄应龙藏,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都穆《寓意编》等有著录。即使当年,能见到吴说游丝书的人也不多,比如为吴说游丝书作歌的汪藻,也只是题为“吴傅朋以王逸少遗意作游丝之书,古今所无,恨未之见也,为赋此诗”,可见口耳相传的厉害了。 至于游丝书是否为吴说独创的“古今所无”之书体,前人已有聚讼,鉴于游丝之书是一种将“一笔书”大草走向笔墨零界点的翰墨游戏,只是聊备一格的书法“花絮”而已,其于中国书法发展并无实质性的意义。赵构晚年以此称许吴说,多的是从提倡书法家必须具有“创新”意识的立场来借题发挥而已。 (二)徐兢 很遗憾,首先需要提出,徐兢虽然在南宋享有很高的书名,并曾因善书而得到徽宗、高宗两朝皇帝肯定,但是至今已不见其丝毫书迹传世。所幸的是,徐兢的生平行历,因为张孝伯为其撰写了一篇长达近三千字的《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兢)行状》,使得后人详知其人其事,乃至其书的若干状况。此外,南宋人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五《归庐陵日记》、周《清波杂志》卷七、魏了翁《鹤山集》卷六二、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庄绰(季裕)《鸡肋编》卷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均有零星记载,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00、卷二0六录自《直斋书录解题》。其后,如董史《皇宋书录》、陶宗仪《书史会要》乃至明清以降的诸多书史书学著录资料,多本上述之说。兹综合诸说,略出徐兢小传,以补书史之阙: 徐兢(1091-1153),字明叔,晚号自信居士,先世居建州阪宁(福建建瓯) ,祖辈迁和州历阳(安徽和县),遂为历阳人。十八岁入太学,试大比辄挫。政和四年(1114),以父任补将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尚书郎。历任东南九路干办公事,摄知雍丘县,移摄原武县,监元丰库等职,皆有治绩。宜和四年(1122),朝廷复置书学,徐兢与米友仁、杜从古三人同应选。宜和六年(1124年),高丽入贡,愿得能书者至国中继,兢以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随使前往,月余而归,撰成《高丽图经》四十卷进上,徽宗皇帝览其书,大悦,召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擢知大宗正承事,旋与礼部员外郎杜从古、新差编修《汴都志》米友仁一起出任措置书艺所管勾官。迁尚书刑部员外郎,时相册免,坐亲嫌,谪监池州永丰监。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南渡后,曾授沿江制置司参谋官,奉祠主管南京鸿庆宫。自是,三领台州崇道观,奉祠二十年,筑室龟峰弋水之上,治圃数十亩,名“洗砚池”,幽胜闻江南,霞餮云卧,超然为神仙中人。绍兴二十三年五月病卒,葬于弋阳(今属江西)玉亭乡龟峰。张孝伯为撰行状上进,赠朝散大夫、赐三品服。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传世者但有记,而图已佚,四库馆臣以为“此编已足以传兢,虽不传其篆,可也”。 徐兢诗文书画均擅。其鄙章句学,而渔猎古今 徐兢诗文书画均擅。其鄙章句学,而渔猎古今。文词隽敏,尤长于歌诗。画入神品,山水、人物二门俱冠绝。其书,真、行以取法唐人褚、薛、颜、柳诸家为主,遒丽超逸;晚年好作草书,追踪怀素,夭横驰骋。尤精于大小二篆,以承继大小二李、骑省兄弟为己任,尝自署“保大骑省云来徐兢”、“宣和书学博士”。曾获得唐人刘跂所拓《泰山石刻》墨本,宝蓄而谛玩之,张孝伯云:“既尽得(李)斯(小篆)法,而又考按三代镈钟鼎彝之器,训释款识,悉有依据。至于大篆,笔力奇古,其沉着处不异钻刻,若非毫楮所能成,且复陶镕酝酿,变入小篆,离析偏旁,脗合制字本意。”魏了翁则称:“《说文解字》以外,自为一家。虽其名及字见于印文者,亦与篆法不同。” 显然,徐兢一生中有三件事情最为后人所乐道:其一,因为“能书”而被选出使高丽,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传世;其二,在宣和内府与米友仁、杜从古一起同任“书学博士”;其三,篆书创作得古法并有新意。三件事情均说明了徐兢在书法上的能力与才华。可惜,这样一位才知之士,其书迹竟不得传世。 宣和末期的三位“书学博士”,命运各不相同。杜从古死于“靖康之乱”中。米友仁南渡后得侍清燕,并以应酬频频而露自得之情,因而书艺不进,有愧家声。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南渡后的徐兢,则奉祠二十年,退处江湖,怡然自乐,是一种与米友仁完全不同的生活,因此晚年篆书自成一家。难道是生活境况,乃至生活境界的不同,造成了两人在艺术上的高下?另外,按照宋人的说法,徐兢的篆书和前辈徐铉有一定的渊源。既然今天已无法用作品来证明这样的结论,那么就根据文献记载来作一简要考索吧。 岳坷《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四《宋名人真迹·米元晖韩退之五箴帖》条目下岳珂自注云:“行书五十七行,尾记二行,又自跋二十三行。徐兢题,草书十二行。”同时著录了米友仁和徐兢的跋文,是最可对比的资料,兹移录如下。米友仁跋曰: 仆宣和之末,与道山二国士同修于宝堂,兼掌书学二年余。是时, 日得亲笔砚,如《兰亭修楔序》为诸生迫使临写百余本,至今有出以示者,稍亦可观。尔后,遑遑奔走,营哺之不暇,岂复与管城氏周旋?独书简不得已而事之,所作字多不足观。交游见迫,写成往往自掷去。汝文以此索字,偶邻右大爇之后,冗长箱箧,悉寄北关空阙竹圃中,诸毫不应手作字,又纸干涩不能运墨如人意,愧无足观也。友仁上。 徐兢跋曰: 宣和壬寅岁复置书学,今元晖侍郎、唐稽礼部暨愚三人同应选,迄今二十有六年突。唐稽没于京师丙午之难,元晖今持从槖。独愚退处江湖,筑室龟峰弋水之上,霞飧云卧,亦自是一种乐云。今观元晖法书,得元章妙处,《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绍兴丁卯夏五月晦,徐兢题。 对此,岳珂在题赞中发出了暗含针砭的声音:“古之大儒,立言以自箴……元晖困于书淫,平生之于《兰亭》尝一日而百临,是自叹其用力之深矣。跋之者又谓宣和三博士同时赐佩衿,更二十有六年,而踪迹各异于升沉。噫嚱!二君其亦自念道德之不负,而齿发之侵乎?抑亦不病其昱昱,而惟有冀于知音乎?抑《兰亭》有言,不在乎今之视昔,而悲乎后之视今。予意二君亦犹传卢扁而诵其神奇,实未始导脉络而知贬针也。”在其他文献中,还可找到少许关于徐兢书迹的记载 在其他文献中,还可找到少许关于徐兢书迹的记载。如,据魏了翁《鹤山集》卷六二《(跋聂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赋》,可知当年聂氏曾藏有徐兢篆书《赤壁赋》墨迹一卷。又如,明释妙声《东皋录》卷上《藏晖斋诗(并序)》云:“昔先佛心,尝得徐兢所篆‘藏晖斋’三大字……洪武更伏岁辛亥,孙德献住石湖楞伽之上方,取以扁所居室,一时知名士形之赋咏,‘藏晖’之名遂闻于世……自遭世变,凡法书珍玩流落何限,而是书独存,庸非天闷吾家旧物,以章佛心之德耶?"可知明初尚有徐兢篆书题榜“藏晖斋”三大字流落吴门释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又,俞松《兰亭续考》卷一著录了绍兴二十二年(1152)的徐兢一跋。再,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画题跋二十三》著录有徐兢等人题跋《高彦敬克恭房山所藏赵昌画折枝花》四段一卷。 而从文献记载中徐兢兄弟辈均善书画的情况分析,虽然未必与徐铉、徐锴辈扯得上关系,但也应该有其较为深厚的家学渊源。如云: 僧德正,信州人。宣和郎官徐兢明叔之兄,绍兴侍从徐林樨山之弟。登科,为平江教官,弃而出家。 (徐兢)弟琛,亦善篆。 徐林,字稚山,兢之兄。徐深,兢之弟。并以篆名家。 徐藏,字子礼,号自觉居士,林之子。工篆、隶,篆宗家学,隶学(逢童子碑》。

米友仁(1074-1153?),米芾长子,故有“米大郎”之称,祖籍襄阳(湖北襄樊)。随父定居润州(江苏镇江)。初名尹仁,字元晖,自号懒拙老人。或谓其生于寅(虎)年,故小名寅哥、鳌儿等。黄庭坚戏称他为“虎儿”,并赠古印与诗:“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

米友仁书画得其父嫡传,又与父辈名家相亲,故见识广,传家法,也能鉴定,后世以其父子并称“大、小米”。徽宗朝,米友仁曾参与编修《汴都志》,宣和六年(1124)正月,与主客员外郎杜从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一起,出任措置书艺所管勾官,负责教授五百生徒各体书法。南渡以后,一度失官。约在绍兴六年(1136)前后,米友仁已侍清燕于高宗,从事禁中所藏法书名画的鉴定。十三年十二月,诏建秘书省,高宗亲书“右文之殿”、“秘阁”二榜金字牌,命将作监米友仁书“道山堂”榜。十四年五月,权尚书兵部侍郎,辞免,不允。十五年闰十一月,改除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十九年(1149)四月,进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而对米友仁为高宗所御用一事,魏了翁的意见似乎相对客观:

光尧尤喜书画,恨不与黄太史、米南宫同时。世所谓:用徐师川为执政,以其舅;擢元晖为侍从,以其父。余曰:非也。师川不践伪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晖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尧方崇奖名节,方修复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贵显。岂直以词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书子跋,尤可宝爱。

米友仁书法全仿其父。米芾书法以“集古字”而上溯魏晋六朝,以“刷字”而自得爽利风神,为一代大家。然而,“(米)友仁的兴趣专注于绘画,于米家云山墨戏有所光大而书法不免堕其家声,这真是辜负了父执的一片热望”。尽管如此,在南宋前期书法并不景气的时代,米友仁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因此董史在《皇宋书录》中引用了乾道年间吕企中跋《豫章所刻法帖》的一段话:“米氏心画之妙,得于家传,父作子述。识者谓:宋之有元章、元晖,犹晋之有羲之、献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尝考米西清之书,多作斜努之笔,甚者一字皆成横歌之势,此效父体而用力太过耳。”这样的观点,也为陶宗仪《书史会要》所采纳,可见对于米友仁书法的特点与缺点,古人也已经看得很清楚。而后世出于对米家父子的尊崇,似乎更乐意接受魏了翁所说的“元晖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家子弟,竟自有一种风格也”。

以米友仁在徽宗、高宗两朝专职从事书画的履历而言,他的传世书迹实在不多。传世所见者主要是书札和题跋两类。除丛帖传刻的一部分外,书札墨迹主要有《动止持福帖》和《录示文字帖》两种。

在米友仁并不多见的传世书迹中,主要是他的题跋,而这些题跋中又有绝大多数是各类“程式化”的书画鉴定题跋,比如《跋褚遂良书唐太宗哀册》(1136)、《跋米芾临王羲之桓公至洛帖(王略帖)》(1136)、《跋米芾临王羲之七帖》(1136,以上均见《宝晋斋法帖》卷九摹刻)、《跋隋人书出师颂》(1139)、《跋颜真卿书竹山堂联句》(无纪年)、《跋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无纪年)、《跋米芾研山铭》(无纪年)、《跋米芾苔溪诗卷》(无纪年,以上现均藏故宫博物院)、《跋颜真卿自书告身》(1139,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等,其中个别题跋墨迹的真伪还存有争议。以上诸跋,多数跋其父书迹,也多绍兴内府珍藏者,却往往不过寥寥数语。而绍兴十九年(1149),米友仁获观米芾中年所书《与提刑郎中书》等七幅,又获观米芾三十七岁所书《与永仲朝奉书》等四幅,均鉴定为“真迹”,并两次行书作鉴跋(均见《宝晋斋法帖》卷九摹刻),传世《宝晋斋法帖》卷十摹刻的米友仁行书鉴跋米芾所书《诉衷情词》、《鹧鸪天词》、《观潮浙江亭七律》、《祝寿纪庆七绝》、《满庭芳词》和《祥瑞帖》等六种书迹,均结衔“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以及绍兴二十年前后,两次为李清照所藏米芾帖《灵峰行记帖》(崇宁甲申五月望日书)和《寿时宰词帖》(无纪年)作跋,均在五十字左右,算是“长跋”了。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懒拙道人”。唯一例外的是为自己画作《潇湘奇观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所作的题跋,洋洋洒洒二百余字。客观地说,米友仁对米芾书迹的继承与推扬,应具有重要的书法史意义。

米友仁与王升:米芾书法衣钵的承继者

(二)王升 在南宋一代,最能尽传米芾风神的竟然不是他的长子米友仁,而是与米友仁同时代的王升,以及比米友仁更晚一辈的吴琚。

王升(1076-1150尚在世),字逸老,汴(河南开封)人。北宋政和、宣和年间,奉召出仕。南渡后,寓居嘉禾羔羊里(今属浙江嘉兴桐乡),遂自号羔羊居士,堂号圣采。宋高宗时,召对蒙眷,官至正使。董史《皇宋书录》记:“谷中云:王升,宣和间以《草书圣经》进上,除书学录。见米友仁《跋千文》。”陶宗仪《书史会要》记:“王升字逸老,自号羔羊居士。工草书,殊有旭颠转折态度。宣和间,以《草书圣经》上进,除书录,其书尤为内庭称赏。”①董史是记录友人曹士冕(字谷中)的话,陶宗仪又是参考董史的记录。对于王升的生平以及书法,较详细的记载与评价来自晚辈楼钥,其云:

朱岩壑《跋逸老草书兰亭禊序》云:“逸少作行书,逸老为草字。外人那得知,当家有风味。”逸老以草圣擅名,其为名公称道如许。寓居乌戍,是时先太师岐国公为监镇,与之往还,旧亦得其《八仙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为“颠”,盖长史素有此称也。“羔羊居士”乃其自号,“圣采”为所居之堂,“得柳轩”岂亦其家耶?钥随侍时,当绍兴十一二年间,犹识其人。此卷书于庚午岁,自言年七十有五,则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已,后公六十一年,方识公时,才五、六岁。嘉定四年辛未,始见此书,则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为之惘然。

上跋中“朱岩壑”指朱敦儒(1081-1159),“先太师岐国公”即楼钥父亲楼璩(生卒年未详,约1100年前后生),两人均为年岁稍小于王升的同时代人,且互有往还,楼钥也曾随父见过王升,因此楼钥的记载是可靠的。又,元人虞集云:

宋太宗刻《秘阁法帖》,晋魏书法后世犹得见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观》,益精妙矣,学书者始知尚求古法。于后南渡,讲和即安,思陵临池之好尤笃,一时内外大小之臣闻风而起。若王逸老草书,殊有旭颠转折变态,尤为内廷称赏。然是后,飞云之祸虽惨,而志恢复者愈坚;禁伪学者虽严,而求性理者弥笃。若逸老之书,士大夫道之者绝少,亦可念哉。

从上述材料看,如果王升在宣和年间曾官“书(学)录”之事无误,那么王升曾与米友仁、杜从古、徐兢等一起在宣和内府共事,可能还比后三人更早应召,而且是以擅长草书受到了宋徽宗和宋高宗的赏识。

王升的传世书迹,主要有:行书墨迹《首夏帖》、《鹅酒帖》,行草书墨迹《杜门帖》,书宗米芾,味札文意,均晚年手笔,当为其绍兴年间所作。又有绍兴十九年(1149)七月草书《千字文》见《海山仙馆藏真帖》卷一摹刻,乃其暮年手笔;而曾藏清乾隆内府并摹刊于《墨妙轩法帖》(即《续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册“唐孙虔礼书”《草书千字文卷》,已被今人订为王升逸老所书。

虽然诸家交口称赞的是王逸老的草书,但从书法技巧水准上考察,其颇得米芾神韵的行书或行草书显然更值得肯定,即此而论,他的水准当胜“小米”一筹。虽然王逸老在当时得到了帝王的青睐和名公的称许,但其后世书名并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隐逸情怀和游艺态度与当时的优国哀思文人主调并不协调,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承袭米芾衣钵而终为“大、小米”所掩。 此外,南宋初期名家中习法米字者,还有刘焘(1071? -1131?)、李彭(生卒年未详)、郑望之(1078-1161)、汪藻(1079-1154)、康与之(生卒年未详)、扬无咎(1097-1169)、胡沂(1107-1174)等,各有可观之处。

本文由威尼斯平台官网发布于书法首页,转载请注明出处:进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提举佑神观,王升行书的特点是提按丰富、笔速快、结字以欹侧为主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