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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说,他在《自写年谱》中说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6:34

张元济:故向书林努力来作者 管继平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说起最伟大的教育家,人们往往第一就会想到蔡元培先生;若要论起杰出的出版家,那么就应该是张元济先生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张元济虽然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量级的文人学者,但他的文名却不像兽迅、郭沫若那样普识,而书名又不如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高远。所以要读他的书法,则应先了解他的处世经历,他的为人性格。

蔡元培:亦旧亦新兼容并包作者 管继平 五四时期的那一辈文人中,平心而论,蔡元培先生的字是算不上最好的。据说钱玄同一次在北平(今北京)公味斋素菜馆吃饭时,还开过蔡元培的玩笑:“你写的字这样整脚,怎么让点了翰林的?”面对如此玩笑,蔡也不以为许,反笑着说:“因为当时的一位主考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 说来有趣,钱玄同居然有资格可“取笑”一下蔡先生,至少他自认为在书法上可能胜蔡一筹。而同样在书法上也毫不逊色的fI迅先生,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却可以毫不客气地批评钱玄同:“(此公)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人骨也”。

张元济,号菊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伟大先驱,堪称出版界的蔡元培。张蔡两人有五同,一是同乡: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二是同岁:两人都是清同治六年出生,属兔的,张元济的生日是农历九月二十八,蔡元培的生日是农历十二月十七。三是同年:光绪十五年浙江乡试,两人同中举人,张元济为第10名,蔡元培为第23名;光绪十六年会试,两人又是同年;光绪十八年殿试,两人同列二甲进士,张元济为第24名,蔡元培为第34名。四是同僚:两人中进士后,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五是同事:戊戌变法时,张元济曾被光绪皇帝破格召见,因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1901年春,张元济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南洋公学是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建的,与北洋大学堂同为近代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张元济便邀请已经辞官的蔡元培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欣然同意。 后来,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张元济走上了用文化出版开启民智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出版家。 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的开头写道:“要评论一个人,应把握住他的中心事业。”(《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63页)特别是伟人名人的传记,更是要“把握住他的中心事业”。卢仁龙的《中国出版家张元济》,就是为张菊老的中心事业——扶助教育、“开启民智”、建设学术、改良社会、传承文化、弘扬国粹的出版事业而撰写的一部传记。 清代着名学者、文学家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但好的传记作家,不能只是完整地记录“一人”“一事”“之始末”,他首先必须做好剪裁,因为“艺术即是剪裁,即是选择的工夫”。 胡适先生认为,“模范人物传记”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只要“剪裁得得当、描写得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他说自己就受过这样的教育: 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 卢氏本传亦颇得“朱子记陶渊明”之妙。譬如写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之职,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的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检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颇有雄心壮志,他深知要想办好商务印书馆,必须延揽人才,于是敦聘出身翰林、满腹经纶的学者名家张元济共创大业。张元济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瑞芳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张元济又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于是双方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 “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是张元济一生追求的理想。早在1901年10月,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就曾说过: 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 这些观念表明,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先行者。普及教育要展开,必然以提供好的教科书来实现。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信念,才促使张元济果决地放下了一个传统翰林的架子与面子,与一群有着务实精神的工人为伍,联手开创出了一番不朽的事业。 二 胡适先生对于中国文人在传记中不能素心析理颇为痛恨: 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毁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辨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 作者对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位出版家成败得失、风格异同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 从商务的创业和发展而言,张元济与王云五是前后相继的两任统帅、舵手;从文化史的角度讲,两人都是文化巨匠、出版大家。但二人同中有异,张元济是一个有新思想的旧学家、有理想的文化人;王云五则是一个文化企业奇才,无与伦比的出版家。王云五对企业管理观念超前,最早引进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泰勒科学管理法,并急切地在他的阵地上实施,以期使得中国现代企业更进一步。结果屡试屡败,最终也没能真正实施。但他对企业的掌控管理,尤其是危机管理,可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时代和命运让他几次迎接极限的挑战,都以惊人的毅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使苦难的企业重生,发展扩张,一手塑造出了一个带有强烈的王云五色彩的商务印书馆,使之持续辉煌了几十年。王云五的出版主张,是对张元济的继承和发展。张元济重在教育建设,王云五则力在普及教育,但二者在精神层面上是一脉相承的。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传播新知,以改变封建社会之后的中国,王云五更是大力推广,尤以《万有文库》为极致。张元济虽然从处世、言论上均主张、支持学术独立,但并没有来得及真正实施,没有取得较显着的成果。王云五则因时而动,不仅主张学术独立,而且真正切实地推进。这也是王云五同样成为文化巨擘的时代因素和文化业绩。 作为继任者,王云五的压力、责任都远大于张元济,所幸王云五在处世方法上也与张元济颇为相似,两人同样不喜欢社会活动,同样缺乏生活情趣,完全忘我地投身到馆务和事业之中。王云五没有去做领袖式的人物,也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和党派事务,他一次又一次地挽救危局。 张元济投身出版,怀抱着个人的理想,勇于承担起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使命和责任;王云五进入商务,首先是个人自信,依赖个人努力,并发挥个人才能,顽强地实现了从毁灭到复兴,他更多承担的是企业的责任和使命。 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王云五则把它当作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他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广宽的维度。尽管时势和命运让他三次坚守商务印书馆,占据了他的大半生,但几次主动舍弃另择,并不能如张元济一般坚守一生,从未弃事,这就是事业的选择。 卢氏笔下的张元济,亦是每每“在心性中流出”,譬如“委馆王云五”一节: “五卅运动”后,商务职工在内部发起多次罢工运动,王云五对多次代表馆方去应付迭起的劳资纠纷感到厌烦,便产生了脱离商务的念头。1929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巨大的争议中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复杂的馆务和不和谐的环境让他产生厌倦,于是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到中央研究院担任专任研究员。1930年2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张元济在细观内部无人接手总经理一职的情况下,决定让离职不久的王云五回来担任总经理一职。 张元济亲自出面邀请,和朋友们一道反复劝驾,但王云五还是再三拒绝。张元济仍不放弃,在万辞难拒的情况下,王云五心生一计,出人意料地开出了任职条件——出国欧美考察半年,费用由馆方承担,取消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而且要求张元济的重要助手李宣龚去职,但在他考察期间还要负责代理。王云五自认这项设计应该不会被张元济及董事会接受,自己也就得以脱身了。不期张元济却代表董事会全盘答应,王云五彻底被张元济感动了,于是答应重返商务,担任总经理一职。张元济坚定地选择刚离职的王云五出任总经理,完全出于自己的判断和认知。他的这一决定与安排,带给商务一个新的时代,也造就了王云五传奇的一生。 明代大散文家茅坤在评价《史记·魏公子列传》时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卢氏之于张元济传亦然:张菊老乃卢氏胸中得意之人,本传亦作者得意之文,故有“无限唱叹,无限低徊。” 作者1980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着名文献学家杨明照先生。1987年调入中华书局任编辑,1998年开始从事民营文化出版事业。2003年,作者策划、投资的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完成了张菊老生前未竟的事业。 2010年以来,作者先后投资创办了商印文津文化公司、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等多家文化公司和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出版了《真诰校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注疏》等一批学术文化系列着作和古籍整理系列图书。由这样一位学者出版人来写张菊老的出版传记,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 作者对于张菊老有一颗崇拜敬仰之心,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正如他在本传的“结语”中所说: 最近以来,出版文化学者曾发出过“张元济不可追”、“张元济不可学” 的浩叹。作者写完此稿,作为一个也从事出版30年,究心学习张元济者,以“向文化圣人致敬”作为本书的结语。 当年,孔子让自己的学生们“各言尔志”。公西赤回答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等别的同学散去之后,孔子的高足曾皙问孔子说:“唯赤则非邦也与?”公西赤所说的是不是也算有志于邦国呢?孔子说:“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在宗庙举行祭祀仪式与人会同,不是诸侯国君又是什么呢?公西赤说自己的志向是做一些司仪之类的小事,那谁还能做大事呢?作者说自己以学习者的身份向张菊老这位“文化圣人致敬”,亦有公西赤“非曰能之,愿学焉”的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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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书法

蔡元培对联书法作品 其实,蔡元培先生的字,即使算不上最好,但也远非如钱玄同玩笑中所说的“蹩脚”。蔡先生深厚的旧学基础、渊博的学识修养,再加之其开阔的艺术思想,体现于他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一些行草书的诗词和尺犊手稿,就有一种自然挺秀、蕴藉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至少在笔者看来,是亦旧亦新、自有法度于其中的。 蔡元培先生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他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的。有人甚至说,在中国要讲最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是孔仲尼,近代就是蔡元培了。 虽然,蔡先生是一位从传统科举道路上走出来的学人,但他的思想在当时则完全属新新一族。蔡元培由秀才、举人、进士,直到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严格的科举训练应该说对他的文章和书法都有过极其规范的训练和约束,然而他的文章却以“怪八股”闻名,书法也极力挣脱当时翰苑所流行的“馆阁体”。所谓“怪八股”,就是指他作文不按八股成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新概念作文”获得老师的青眼,让时人耳目一新。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幼时他家里有一本蔡元培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文的规矩”。 他的书法,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而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来体现其作品的节奏感。在整体上,布局虚实结合、疏密得当,虽他的字结体有左低右高的略微斜势,但通篇则行气连贯,反而有顾盼生姿的动态。难怪近代学者、书法家马叙伦在《石屋续冲》中有《蔡元培逸事》记谓:“其人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其词乃一括蔡元培先生行草书法形质、气格、书风之大概。此所谓的“牛鬼蛇神”,意即“虚幻荒诞”也。与前所说的“怪八股”一样,也可以说都是“不守规矩”的意思。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作文或作书的“不守规矩”,正好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早年不满现状、变法图强的创新思想。其实他的“不规矩”,正是从极“规矩”中走出来的。这也如《书谱》中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道理相同。蔡元培青年时受聘于同乡徐树兰家校书,徐家藏书甚富,这给他提供了大好的读书机缘,得以“遍览徐家藏书,学业大进”。由于蔡自小熟读经史,深谙八股之法,于徐家不断开卷后,他似乎又豁然开朗,从此“不再以八股作文”。学书的经历也颇雷同,他在《自写年谱》中说:“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幕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他早年习书以楷书为主,诸如颜真卿《自书告身》、《多宝塔碑》以及虞世南、褚遂良等法帖均下了不小的工夫,同时对一些汉隶书法如《史晨碑》、《张迁碑》等也多有涉猎。今天我们看他的行草书似乎纵横随意、自由洒脱,然若仔细品读,还是不难看出其线条中圆融厚劲、亦篆亦隶的书味。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二十三岁乡试中举,二十六岁得中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派刑部主事,六品衔。三十岁官至总理衙门章京,相当于文书一职。张元济一心报国,但看到朝廷旧官僚那种昏庸、腐败的现状又十分反感,于是,他的思想与维新派非常接近.有志变革。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也差些遭捕下狱,后在光绪帝的暗中保护下,才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了之。在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有一条云:“张元济曾参与康梁变法,事后镌一章:戊戌罪人,作书偶钦之。’自称“罪人”,是愧是讽,别有寓意。 革职南下后的张元济远离了政治,在上海致力文化事业。他主持过南洋公学,创办了《外交报》,后又辞去了南洋公学职务,正式全身心地投人到商务印书馆。所以说那三年中,张元济完成了从翰林、清廷官员到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投资者、近代出版事业主持人的角色转换。后来张有诗曰:“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表达了他人生定位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屈辱和戊戌变法的失败,眼看着“大厦将倾,群梦未醒’,他终于将毕生的精力转向“开启民智”的教育出版事业。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虽然不是张元济创办的.但自从商务的创办人、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慧眼识才,将张元济邀请加盟后,商务印书馆接连开创佳绩,他们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编译教科书人手,一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五四运动兴起,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高潮普被全国,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许多合于新思潮的书籍,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商务印书馆以出版界的权威和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形成为南北两大主导。因此,蔡元培和张元济,也等于是教育出版界的两位领军人物了。 张元济先生虽然有新思想,但他却也是一位从旧科举制中走出来的学人,这一点,他和蔡元培非常相像,都是从考秀才开始,一路至进士,被授于翰林庶吉士。而几蔡、张两位年轻时(一八八九年)在杭州乡试还是同科举人呢。不过,张元济的科举之路相当顺利,他儿乎是每考必中,所以,从十八岁开始,仅用了八年时间,即最快的速度,走完了科举教育的全部历程。这当然一是得之他的绝对聪明以及超强的领悟力,其次也有他长期刻苦训练,掌握了一套对付科举考的扎实功夫。所以,张元济先生的字,有着非常深厚的楷书根底,这是他自小课字习文,在严格的科举制度中打下的基础。早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套“习字贴”,其中《国民学校习字贴》第一册“楷书描红”,即署“海盐张元济书”。他的书法,似得干唐楷之法乳,以颜体为宗,再参以欧字笔意,写得规矩而不失雍容之态。我为此曾专门请教了菊生老的文孙张人风先生,张先生回忆儿时祖父写字的情景,历历在目:“祖父书案上一个竹制的大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平时教我们几个孩子练字,也是以颜体为范。他为别人作书,写得最多的是对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拉一下。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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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对联书法作品

张元济书法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温厚宽容的人。这从他质朴气清、疏朗宽薄的书风中似乎也可体现。他一生从事教育,并倡导美育,对有关涉及美育者,即文艺、诗歌、音乐,书画,建筑、雕刻等都有所爱好。虽然他自己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在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上,蔡先生却做了许多开风气的事。民国初期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将充满官僚旧习、尽是乌烟瘴气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而当他执掌北大时,又对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北大。在延请师资人才上,他不问党派、信仰,只问学问。于是各学派的大师名家相继来到北大,一时贤能云集,荟萃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教师阵容。如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兽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保守派和国粹派的有辜鸿铭以及刘师培、黄季刚等。这也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大学必须要集中一大批的大师,要有非常宽容的、学术自由的精神。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林语堂曾有一段对蔡元培的评语说:“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此论可谓精彩而概括。 蔡元培先生不囿古今、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不但受到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欢迎,即使是有顽固旧思想的人,他们对蔡校长也很佩服。就连有“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在接到北大聘书时也禁不住激动地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了,我一个,蔡元培一个。”

如今淮海中路的上方花园是张元济晚年的故居,也是张人风的出生地,自出生至十七岁时祖父仙逝,这期间他们朝夕相处,寸步不移。甚至菊生老外出开会,也将孙子带在身边。所以,耳濡目染的故事.人风先生最为真切。我们知道抗战期间生活困难时,张元济曾有一段w字生涯,那是旧文人保持操守、自食其力而常常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张人凤先生介绍说,自订润例,分发给朵云轩、荣宝斋等书画店始于一九四三年。张元济毕竟是一位前清“翰林”,知名度又高,人们仰慕他的名望与气节,一时求书者络绎不绝,供不应求。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是菊老作书最勤期,有时状态好,他会一气多写几幅放着,或分赠朋友,或待求者索时,添加上款以应。人凤先生回忆起小时侯,祖父平时多写的条幅和对联墨宝,家中曾放有整整一大箱,可后来都毁于“文革”了,现想起仍痛惜不已。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说到张元济先生w字,他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次有位亲戚送来一幅画卷索题,内有一张面额十一万元的支票,仅要求在画卷上题“竹轩联吟图”及上款“筑隐先生、篆君夫人”即可。寥寥数字为何出如此高价呢?后来从支票印章上发现原来是汪伪浙江省长傅式悦,“筑隐”是其别号也。菊生老当即写信拒绝所请,耻于为汉奸题字,故原物退回,恕不应命。而一位经常帮他装裱的师傅,由于生意清淡家中拮据时,菊老自己虽也囊中羞涩,无力资助,但却慷慨送上三副自书对联,让其装裱后出售,以解燃眉之急。两相较比,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清介的文人品格。 张元济书法,不论对联还是条幅,基本都是以楷书为主。他似乎不擅行草书,偶尔在往还尺犊中,为追求速度才文不加点以行书挥之。张元济先生一生与书打交道,主持编辑《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整理校勘《百钠本二十四史》等,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辉煌事业。所以,在他的书法中,我们看到的是清真高洁、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况味,有的只是“书林”气,而丝毫不见“山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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