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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民墓志》书风古朴厚重,《瘗鹤铭》是南朝摩崖刻石中最著名的一件

来源:http://www.avent-guard.com 作者:威尼斯平台官网 时间:2020-04-21 17:07

南朝碑刻书法艺术的发展 与北朝碑刻相比,南朝地区的碑刻数量较少,今天所知道的大约只有三十多种,一部分碑刻的艺术水平非常高,受到后人的重视。从目前所知的南朝碑刻来看,其书法风格和同时期的北朝碑刻十分相近,都雄浑古朴,以方笔为主,兼具隶意。由于南北文化气质的不同,南朝碑刻也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其中最著名的是《爨龙颜碑》、《瘗鹤铭》,以及《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和《萧融太妃王慕韶墓志》、《吕超静墓志》、《萧融墓志》、《萧敷妃王氏墓志》、《萧憺碑》、《南康王萧绩神道阙》等。 《爨龙颇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碑》。爨道庆撰文,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立。原碑在云南陆良.元·李京《云南志略》和明代的《云南通志》对此碑都有记载。清代道光年间,云贵总督、著名学者阮元访得此碑。阮福编撰《滇南古金石录》又将其收录,因此而名声大噪。 爨氏从汉代至魏晋南朝一直是滇黔地区的大族,其势力一直为各王朝所倚重,所以《爨龙颜碑》的尺寸规模都相当高大,其刻文亦应当出自当地名家之手。《爨龙颜碑》气势宏伟,碑文也气象浑穆,点画方正宽博,与其碑石相称。其点画在收敛了汉隶波磔的同时,正逐渐向楷书发展,雄强峻拔,豪气逼人。结体极具变化,大小、方长、疏密、斜正皆随意而作,奇趣横生。碑学兴起以后,此碑对后世影响更大,阮元称其为“云南第一古石”,康有为((广艺舟双揖)}称之为“隶楷极则”、“古今楷法第一”,并将其列为“神品”第一,推崇之至。 《瘗鹤铭》无刻书年月。楷书。原刻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的石壁之上。宋代被雷击,刻石碎裂为五块,部分崩落于长江之中.残石现陈列干镇江定慧寺碑廊,存三十余字。 《瘗鹤铭》是南朝摩崖刻石中最著名的一件,笔势飞动,举止洒落,气格弘逸,笔力雄健,而其作者一直没有定论。宋代著名学者黄伯思考定,《瘗鹤铭》似应为陶弘景所书,其书刻时间当在梁天监十三年(514)。(《东观余论》卷下)宋代书法家十分重视《座鹤铭》,黄庭坚称“大字无过《瘗鹤铭》者”,并深受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盛行二王书法的南朝出现这样的摩崖刻石,气息和同时期中国北方的雄健书风相通,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 《刘怀民墓志》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刻石,山东益都出土。虽然出土于北方,但其书法风格和出上于云南的《爨龙颜碑》极其相似,点画特征和结体规律基本相同,说明当时这种书风在南北的共性。只是《刘怀民墓志》的结体比较规整,没有《畏龙颜碑》变化多。 《萧融太妃王慕韶墓志》全称《梁永阳昭王敬太妃王氏墓志》。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十一月刻石。碑文楷书,虽保留了不少方折笔法,而端庄秀丽,道劲雅健,笔势秀美俊朗,比同时期的北方刻石多了几分冲融宕逸,也更加精美。 从《刘岱墓志》和《萧融太妃王慕韶墓志》的书法风格来看,南朝晚期的楷书已经逐渐改变前期《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和《王兴之夫妇墓志》一类书风的影响,而逐渐将南朝士族所崇尚的秀雅蕴藉的楷书点画运用到碑志之中。由于南朝虽然长期偏安江南而仍一直被认为是华夏文化的正宗,南朝所崇尚的书风逐渐影响了北方黄河流域,其情形正像当时诗文风气一样。因此,到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类似于《刘怀民墓志》和《萧融太妃王慕韶墓志》这样的书法开始在北朝流行,并与北朝原有的雄强浑厚书风相结合,演变出隋代和唐代的楷书。

自西晋灭亡之后,中国的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魏国,后来分裂而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是所谓北朝。 北魏开国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汉文化的接受并不太重视,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大力提倡汉文化和崇信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的佛教渐趋兴盛,造塔和造像之风盛行。同时,碑刻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得以重兴;墓志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变化,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晋室南迁至灭亡,从公元317年至420年,历104年,后为宋、齐、梁、陈四朝所代。这是所谓南朝。南朝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书法。但南朝禁碑,至齐未驰,因此碑版寥落稀少,书法作品传世的,多以尺牍、书札等墨迹为主。 南北朝时代对峙分裂的局面,造成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习俗等方面发展的不同,书法也不例外。南北书风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 其一,书家群体的不同。南朝书家多是上层贵族人士,而北朝书家则多为无名人物,这一点,通过唐朝窦臮《述书赋》中所集双方人物数量就可以看出:南朝共82人,北朝则只有1人,虽然现在发现的书迹中又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如郑道昭等,在数量上还是南朝占优。当然,应当说明,窦氏所依据的主要是墨迹,而北朝书家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相对不那么突出。 其二,书迹形式的不同。南朝以尺牍为典型,北朝则以石刻为大宗。前者是东晋流风的延续,后者则遥接汉代传统。这两点,共同反映出南北双方对于书法的功能、意义、价值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重视其对主体精神的展现功能,后者则重视其现实的应用性和美化作用。这种区别,也可以从颜之推《颜氏家训》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来。 第三,主要应用字体的差别。南朝继承东晋传统,行草是书写时的主要字体,而北朝则主要使用正在不断演变形质的隶楷错变的字体。 这三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了南北书风的整体差异:一风流妍妙,一质朴厚重;一温婉妩媚,一豪健雄放;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并非将南北截然对峙起来。实际上,在北朝仍然有许多喜爱行草书法的人物,只是书迹至今没有发现罢了;在南朝,民间或边地的石刻的书写风格、与北朝的也存在相当多的相同点。这表明,一定的分野固然存在,但当外部条件类似时,这种分界可能就不那么清晰了。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北朝的晚期,南北之间的书风差异随着社会的逐渐融合,也逐渐开始弥合,这一趋势至隋代演为主流,从而使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南朝名家 南朝书法的主体与东晋相似,以贵族阶层为核心,其书风也主要继承东晋流风,爱妍薄质,尤其推崇王献之书风,南梁时贬低献之、褒举锺繇,情况才发生变化。代表性书家有: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官至中散大夫。幼学书,得舅氏王献之之法,兼善隶、行、草书,见重于当时,为献之之后书名最重的书家。时谚有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相传献之书中风神较弱者,往往为羊欣所书。袁昂《古今书评》曰:羊欣书如大家婢作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传世有《笔精帖》。 王僧虔,琅琊临沂人。王羲之四代孙,王珣孙。宋时官至尚书令,入齐,转侍中。少时即善书,宋文帝以为胜献之。梁武帝尝评其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齐高帝萧道成曾与僧虔赌书,问:谁为第一?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存世《太子舍人王琰帖》,四行,32字。体势方扁厚朴,用笔沉稳工致,韵意苍劲老到,恭谨而端丽。著作有《论书》、《笔意赞》等。 王僧虔之子王慈、王志,书名虽不高,但却有墨迹传世。王慈,字伯宝,琅琊人,官至冠军将军,东海太守。书迹有《尊体安和帖》、《汝比帖》、《柏酒帖》,皆存于唐摹《万岁通天帖》中。书风洒脱飘逸,较小王更为放纵,值得重视。王志字次道,累官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书作有《一日无申帖》,笔势险峻,结体严谨。 萧子云,字景乔,南兰陵人。仕至国子祭酒,人称萧祭酒。工草、隶,又创小篆飞白,为世楷法,润色锺门,善效钟王而微变字体。其书深为梁武帝所重,以为能与钟繇争先。 智永,俗姓王,名法极,王羲之七代孙。相传曾居永欣寺专意临书三十年,写真草千文八百余本。所退笔头,埋为笔冢。请书者如市,门限为穿,以铁叶裹之,号铁门限。其书精熟过人,兼善诸体,以楷书草书为最佳,是二王书法承上启下的人物,对于传播二王书风功不可没。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评智永书: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为一时推重。 其真草《千字文》流传广远,对后世影响极大。今存真迹一本,藏于日本。笔法精严而不拘谨,结构端庄而不板滞,章法虽字字独立而气息统一,整体风格于平淡中蕴深意,典雅含蓄、自然生趣。苏轼曾评论他的书法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一,乃识其奇趣。可谓独具只眼。 这些书家,虽然开创性比东晋书家稍逊,但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深化了东晋以来的书法观念,使东晋书法成为一种传统。 二、南朝碑刻 南朝由于禁碑,碑刻数量不多,但也有一些墓志,如《吕超墓志》、《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等;有少量的碑刻,如《萧憺碑》、《爨龙颜碑》;摩崖则有《瘗鹤铭》等。 《爨龙颜碑》立于刘宋大明二年,与东晋的《爨宝子碑》合称二爨。爨道庆撰文。因其碑比《爨宝子碑》大,故又称大爨。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评谓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爨龙颜碑》已经基本删汰了隶书的笔划形貌,但在点划的穿插布置上,仍留有许多隶书的意味,致使结构倾倒欹侧、长短错落,初看似极稚拙,而细细品味,却又含有高古浑朴的妙趣。 《瘗鹤铭》,南梁天监十三年刻于丹徒焦山西麓摩崖上。今残存八十八字。世传为陶弘景书。其字姿态雍容安雅,如闲云野鹤,有飘然远举之致。宋黄山谷誉为大字之祖,清刘熙载认为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王澍云: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大字如小字,唯《瘗鹤铭》之如意指挥,斯足当之。 《刘怀民墓志》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立石,全称《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山东益都出土。铭文十六行,每行十四字。《刘怀民墓志》书风古朴厚重,结体疏朗自然。其字体是隶书到楷书的过渡。 《萧憺碑》,南梁普通三年立石,全称《始兴忠武王萧憺碑》。徐勉撰文,贝义渊书。康有为评其字如长枪大戟。书风卓伟雄强,体势宽博,与唐初《等慈寺碑》有相似处,可见南朝楷书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三、北朝石刻 北朝没有留下名家墨迹,但碑刻形式多样,数量丰富,特色鲜明,在书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虽然自出现后很长时间不被重视,但从清代开始,人们重新对它进行了审视,并给予了全新的历史定位。时至今日,它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肯定:一是字体演变,这些作品记录了北朝在楷书上的探索,证明北朝楷书是唐代楷书得以辉煌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艺术价值,这些作品所特有的阳刚豪迈、朴拙生辣,是书法美的一种重要类型。 北朝书法,文献记载以崔、卢两家最为著名。崔有崔悦、崔潜、崔宏、崔浩、崔简等,卢有卢谌、卢邈、卢偃等。文献还指出,崔、卢两家书风基本上是继承钟繇、卫瓘一路,但因为无作品传世,无法直接探寻其风格的真实情况。 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北碑,而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称作魏碑,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并概括其审美价值为: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笔画俊厚,五曰意态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北朝刻石在楷书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创造了多样的风格,在楷书发展史上,有不可代替的位置。 依照其型制、用途,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五大类:造像题记、摩崖刻石、墓志、墓碑和神庙碑等。 墓碑和神庙碑。主要有:北魏的《嵩高灵庙碑》、《高庆碑》、《贾思伯碑》、《张猛龙碑》、《高贞碑》,东魏的《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碑》,北齐的《隽修罗碑》,北周的《华岳颂碑》等。这类作品用途相对较为庄重,刻制也比较精心,有的作品还有意追求篆隶形意,因而往往以庄严谨饬为特点。其尤佳者,为《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立,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康有为推为正体变态之宗,享誉极高,甚至有北碑之王的美誉。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内容为歌颂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尊兴孔学的事迹。《张猛龙碑》笔法刚健挺劲、斩钉截铁,以方为主,如横、直划的方笔起笔,折处的方棱及三角形的点等;但是通篇看来,并不霸悍,而有秀丽俊爽的姿致。 造像题记。内容多是为造像者记功德和替死者祈福。造像本身具有神圣性,因而造像记的文字自然也带有一种庄重严谨的特色。造像题记主要集中在洛阳龙门石窟,约有造像三万余尊,题记三千余方,其中北魏题记一千余方。康有为称龙门造像记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龙门造像记有四品、十品、二十品、三十品等名目。历来以《龙门廿品》为最煊赫,其中堪称巨迹者为《龙门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这些作品多数刻制方法比较简单,似乎常常不经过书丹而直接刻写,故刀的意味比较浓厚,被看作方笔的典型,风格雄强峻厚,朴实茂密,最具阳刚之美。 《始平公造像记》,立于太和二十二年,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十行,每行二十字。孟达撰文,朱义章书丹。此碑用阳刻法,笔画棱角锋利而不尖刻,折处多用重顿,紧结厚实,结体茂密庄严,显得雄峻非凡。康有为评: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形熊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 摩崖刻石。主要集中在山东境内。分别有北魏时期的《云峰山刻石》,北齐时期的《四山刻石》及《经石峪金刚经》、《石门铭》、《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等。云峰山刻石还包括太基山、天柱山、百峰山等。四山包括冈山、尖山、铁山、葛山。 云峰山诸刻主要出于郑道昭父子之手,代表作《郑文公碑》,北魏永平四年刻于山东掖县云峰山上,称《下碑》,一在天柱山,称《上碑》。内容为光州刺史郑道昭叙其父羲之功。体势以横为主、宽展安和,因石面不平,故拓片显示的用笔特点为圆匀均平,舒缓持重,整体看来安详雅重,无一丝烟火气。《论经书诗》北魏永平四年刻,笔法方中带圆,骨力雄浑,结构阔大开张,气势高旷博大。其它还有《观海童诗》、《东堪石室铭》等。 北齐四山刻石及《金刚经》、《文殊经》,有明显的采用隶书形意的企图,字型扁阔,笔划肥厚,提按不显,勾尾挑起,整体看来显得从容优裕,简净温和。 《石门铭》北魏正始年间刻。在陕西,王远书,继承汉《石门颂》的风格,笔划飘拂,具有草情篆韵,康有为誉为飞逸浑穆之宗。 墓志。最主要的是出土于洛阳邙山的元氏皇族墓志,此外著名的有《司马景和妻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鞠彦云墓志》、《张玄墓志》等。邙山元氏墓志大多刻制精美,书写水平较高,从字体上看,可以代表当时楷书所达到的成熟程度,风格以秀美娟雅为主。其他墓志则风格多样,有的凝重,有的超逸,都具有很高的审美审美价值。 《张玄墓志》,又名《张黑女墓志铭》,原石已佚,清道光年间何绍基于山东发现剪裱本,属海内孤本,极为珍贵。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书于北魏晋泰元年。运笔中侧互用,藏露皆备,轻重并举,刚柔相济,得圆润之趣,与南朝楷书已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不失厚重典雅的北朝本色。结体捺画微微上举,平添欹侧之势,但因主要采用横势而宽绰,微含隶意,故仍然极其端稳平和。清何绍基评云: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神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四、其它书迹 这类作品,有的写在砖上,如高昌墓砖《如画承及妻张氏砖志》、《赵荣宗妻韩氏砖志》、《徐宁妻张氏砖志》、《令狐天恩砖志》、《孟子砖志》等;有的写在木板上,如《司马金龙墓漆书题字》;但主要的书写材料还是纸,其中有大量是佛经,著名的有南齐《大方等集经》,梁《律序》、《出家人受菩萨戒经》,北魏《摩珂摩耶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经》、《华岩经》,西魏《菩萨处经》、《大般涅槃经》,北周《大般涅槃经》、《建章初首故称第一》等。 这些作品,出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用途、制作和书写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因而书风是极不相同的。但在不同之中也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探索性。佛经的书写相对规范、严谨,但大多保留了一定的隶书意味,反映了楷书字体成长的进程;墓砖则书写较为随意,有天真不羁的趣味。总之,它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楷书在实际应用中的各种面目,对于研究楷书的成长尤有价值,在艺术上,其探索性对于寻求楷书的变化有参考价值。

威尼斯登录网址开户,《爨龙颜碑》在“禁碑之令,宋、齐未弛”的南北朝存世不易。南朝宋、齐两代约80年,碑刻较之东晋更少。到了梁代,碑禁已开,丰碑大碣纷纷屹立,但至今存在的,也屈指可数,与北碑之盛,形成了强烈反差。刘宋、萧齐刻石与东晋一样,多为埋在土下的短小墓志。只是在碑禁不严的边远地区,才有树碑于地面的情况。现存《爨龙颜碑》即为一例。此碑刻于刘宋大明二年(458)。清道光六年(1826)阮元发现于云南省陆良县。24行,行45字,额题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书法直接继承晋代《爨宝子碑》,合称“二爨”。为方笔楷书而带隶意,结体多变,体势雄奇,风格浑厚茂密而飞动雄古,康有为列为“神品”,是启祧南北铭石体书法的先驱。这之后有刻于大明八年(464)的《刘怀民墓志》,出土于山东平原县。楷书16行,行14字。虽为东土地下小志,但书法却与西南的《爨龙颜碑》如出一手,楷体而略带隶意。但运笔更为圆润,风格凝重高逸,而又有北碑的雄强生动。1972年出土于南京市太平门的《宋故员外散骑侍郎明府君墓志铭》(简称《明昙僖墓志》),刻于刘宋元徽二年(475),志文共30行,546字。据志文,明氏世与北朝豪门崔氏、刘氏通婚。墓主祖父明俨的岳父崔逞、明昙僖本人的岳父刘乘民,均有传见于《北史》和《南齐书》,可见墓主系世家成员。此志书法多用方笔,接近北碑体势,但也有凝重的圆笔;而且方笔也不显锋芒毕露、棱角峥嵘。其风格在雄强中透出俊逸,平稳中涵蕴流动,,更多晋书韵趣。这块刻石融南北书风为一体,可能与墓主身世及家族渊源有关,也传达了南北书法相互交流的信息。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转载时请注明:来自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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